抗战时期山东潍县的乐道院集中营
当美国人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客们为安倍晋三政府撑腰打气的时候，有必要让他们看看小日本当年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先人的！
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空间、特殊经历的人生故事。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中国。为了报复美国限制日裔美国人自由，日本在潍坊建立了关押盟国侨民的集中营——乐道院集中营，这里最多时囚禁着2000多人。1945年8月17日，集中营解放，至今已是66年。当年，集中营内的侨民们经历了怎样的战火人生？
乐道院囚禁二千余名侨民
乐道，在汉语中有喜欢修道、喜好圣贤之道、乐于称道等意。1882年，狄乐播来潍县传教，为建设的“乐道院”命名时，大约用的就是前一个意思。可这位美国牧师不曾想到，用以传教、办学、行医之用的乐道院，60年后却成了西方同盟国在中国侨民的囚禁之地。比利时神父汉奎特是第一批进入潍县集中营的侨民。1942年3月初，他与同事在山西太原被关押，3月底到达潍县。当年28岁的汉奎特初到集中营，感到很吃惊，“因为那不是一个监狱，而是一个长老会的传教区，但日本人在六个角都设立了岗楼，架着机枪”。二千多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侨民，一下涌入仅有楼房十几座、平房百间的乐道院。他们早晨听到钟声按时起床，早饭后到操场集合点名。除了80岁以上老人外，其余侨民必须参加劳动。
咒骂威逼声中进入囚身牢笼
“我缓缓地走到四周的铁丝网旁，一个直接展示大国风范的景物吸引住了我：一道宏伟的城墙，高耸的城门，在凌晨红色的晨曦中显得既令人敬畏又异常宁静。这一定是潍县城了。”
1942年末，20岁的德斯蒙德鲍尔与上海龙华集中营的一批侨民转到潍县集中营。这位对前途茫然无知的年轻人，从拥挤、污浊的火车内走出，正凝神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却被身边伪军的吵嚷和骂声惊扰：
“瞧，东洋鬼子又抓了一帮西洋鬼子。”
“日本人会宰了他们。”
“那些西洋人不上卡车。”
“拿刺刀捅他们一下。”
“让东洋人管吧，那是他们的事儿。”
鲍尔是英国人，出生于天津，随父母在中国长大，中国话当然听得懂。
下了火车，他们被赶上卡车，送往新的地点。几个脾气大的意大利人大声抗议，说卡车太脏了。伪军开始用脚踢，打耳光，用枪托捅他们的后腰。鲍尔他们互相帮扶着爬上车。
上世纪50年代，定居加拿大的鲍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卡车在颠簸的路上行驶。不一会儿，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开始能够看到一片房子，有些是西洋风格的，有些是中国风格的。我们最后停在了一个很讲究的大门前。高高的门楼上写着的中国字足有一英尺高：乐道院。我想，如果这是个快乐的地方，那么四面围墙上为什么还要安着带刺的铁丝网呢？为什么还要有了望塔？为什么气急败坏的日本兵还要吆喝着把我们从车上赶下来呢？”
几天前，在上海龙华集中营接到“转移”命令的鲍尔他们，并不清楚新的囚禁之地是何情况。当鲍尔与同来的侨民站成一队，走过门楼，进入集中营时，“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一群囚犯的头一排站着的正是我太太。我看着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披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深褐色的头发中已经有了一缕灰白，梳成了一个发髻。她的颧骨外凸。”在这里，鲍尔意外地见到了母亲、太太和同母异父的妹妹，她们“住在一间十英尺见方的矮房子里，里面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烧木柴的烟味儿”。
铁网高墙围困，房舍破烂不堪
乐道院竟变成了牢狱，鲍尔感到不解。其实，困惑的并不只是鲍尔一人。
作为第一批进入潍县集中营的侨民汉奎特，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时连连摇头：“非常混乱，非常混乱，我们不知道要干什么。”
同时到达的英国人乔伊回忆，“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他们拿走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拿不走的就毁于一旦，几乎所有的窗户都破烂不堪，厕所设备都无法使用，就连许多建筑物也摇摇欲坠，所以当我们到的时候，这里几乎无法让人居住。”
此前，乐道院内学校、医院以及生活设施俱全。日军进占后，征用民夫砍伐树木，拆掉内部院墙，四周围墙布设电网，新建的岗楼上全部安装探照灯。院内修了环墙路，墙头架设铁丝网，日军看守肩扛上刺刀的枪，牵着军犬在院内巡逻。昔日绿树成阴、环境优美的乐道院，顷刻间变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墙壁剥落，地板空荡，没有自来水，原始式茅厕、敞敞露的粪坑，简陋的烘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巨型的公共厨房，一间残破的教堂，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几间茅棚店子，一排排监狱式房间，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澳大利亚人李大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集中营里，除少数家庭单住一间房外，多数混合居住。小平房内，每间住8个人。大房间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在年幼的戴爱美记忆中，“每铺床相隔的空隙只有18英寸。打鼾、打嗝，小便时冲击便盆的声音，成了夜间的‘音乐’。对一切成年人来说，隐私权利被剥夺最难忍受。”
日军将他们分成6个队，大人和孩子混合编队，每队二百多人，每人戴一个小牌子，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号码，国别仅用英文字母表示。
早晨听到钟声按时起床，早饭后到操场集合点名，用日语报数。除80岁以上老人外，所有侨民必须参加劳动，有专长的充当医生、护士、厨师、修理工等，其余的轮流帮厨或种菜、运煤、拾柴、刨地、清除粪便垃圾等。
亚洲最大的同盟国集中营
1941年12月，日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此后，美国政府为限制众多的日本侨民在美国本土的活动，将侨居在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数万日本人强行集中到洛杉矶附近的指定地点，隔断其与外界的联系。
随后，日本政府采取报复政策，将其侵占领土上的美、英等敌对国侨民强行扣押，设立集中营进行圈禁。南方日占区侨民强行集中到分布于上海和香港的10多个集中营，北方日占区侨民则囚禁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
1942年3月，驻潍县的日本宪兵队长汤本宣典率日本宪兵和伪军强占乐道院，把所有人员赶出，将房屋和区域依次编号，并进行拆除改造，用以关押侨民。这就是日本人称之为“潍县敌国人集团生活所”的潍县集中营。潍县集中营又称乐道院集中营，因设在山东省，一些外国人也称为山东集中营。它是二战时期亚洲最大的同盟国“集中营”。
从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潍县集中营先后关押英、美、法、新西兰、加拿大、古巴、希腊、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近20个国家的侨民2008人。其间，因交换战俘释放了500人。
被关押的人员以美、英两国居多，主要是原驻北平、天津、青岛、烟台等地的同盟国侨民，其中有牧师、教师、医生、商人、学生等，仅儿童就有327名。成人侨民中有许多知名人士，如曾任蒋介石顾问的雷振远，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曾获奥运会400米冠军的世界著名运动员利迪尔，辅仁大学附中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任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的恒安石等。
死马腐烂了才肯给侨民吃
在乐道院集中营中囚禁的盟国侨民中有传教士、商人、教育家、学者、自由职业者……他们之前散居在中国各地，多年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到了集中营后，生活完全变了。这里的粮食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其中多为高粱、玉米等杂粮。随着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尽，集中营内侨民吃的高粱和玉米多已发霉，土豆腐烂变质，肉上则满是蝇蛆。由于营养不良，侨民体重下降，憔悴消瘦。80多岁的戴存仁牧师体重减到不足80斤。除了食不果腹，侨民们大都衣衫褴褛，很多孩子因为无鞋可穿，天暖和的时候常常光着脚。与食物和生活用品短缺相比，精神的折磨与虐待同样令人无法面对。消息的封闭使得集中营里的他们成了聋子。
高粱玉米发霉，肉上满是蝇蛆
“我们的食物很少，经常挨饿，早饭我们经常煮高粱米吃。”对于吃惯了面包的西方人来说，“这些东西很难下咽”。在小侨民乔伊丝看来，高粱米在中国是给牲畜吃的。但是，为了生存，乔伊丝母亲对年幼的她劝道：“不断咀嚼，直到你可以咽下去。否则，你会感到饿的。”
集中营的粮食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其中多为高粱、玉米等杂粮，仅有少部分做面包的面粉。
小侨民戴爱美说，“初期，早餐的主食一律是高粱和绿豆煮饭，午饭是一些炖和煮的食物，炖煮千篇一律，晚饭将午间的剩饭加在一起再炖煮。”
1943年下半年，随着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尽，集中营面粉配量减少到不足五分之一，高粱和玉米也多已发霉。年幼的乔伊丝十分不理解，“提供的面粉，是用来做面包的。我吃着，感到这些面粉非常不新鲜，虽说面包是新出炉的。”
在集中营里，开始还能供应少量的肉食。但由于卫生条件不好，“送来的肉，暖季总是长满了蛆的，因到处苍蝇太多。看着那颜色发黑、边缘泛白的肝，管肉的人下不了手，不敢做主，只好找医生去咨询，医生也没办法。不管一切，入厨就是了。”
乔伊丝记得，有一匹马在集中营后的日本军官宿舍附近摔死了，直到这匹马腐烂之后，日本看守才允许去吃它。负责厨房工作的侨民马上剥皮，将腐烂的部分尽可能去掉，然后将剩下的部分煮熟。“在集中营里，我们很少吃到肉”。
土豆腐烂变质，茄子吃得想吐
集中营内粮食短缺，肉食极少而低劣，蔬菜同样难以保证。午、晚两餐，侨民们得到的常常是两勺漂着几片菜叶的汤。
有一次，运来的土豆堆放在阅兵场的一个角落里。但是，日本看守并不允许侨民搬运这些土豆，乔伊丝迷惑不解。大堆土豆就这样露天存放，直到有些土豆开始腐烂，侨民才被告知可以去吃。
他们抱怨土豆已坏、吃了会生病甚至中毒，日本看守威吓道：“在吃完这些土豆之前，你们不会得到任何食物。”
潍县当地的主要蔬菜之一是茄子。侨民柯荣耀回忆说，“记得一次卸了满满一卡车茄子，一直堆到仓库的天花板。这些是我们一个月的食品。每天吃的都是茄子，以后再也不愿意看到茄子了。”不仅柯荣耀，有不少人回国后，只要看到茄子，就想要呕吐。
由于营养不良，人们体重下降，憔悴消瘦，体力枯竭，多生疾病。80多岁的戴存仁牧师体重减到不足80斤。最可怜的是那些孩子们，一个个齿暗无光，面黄肌瘦。已经发育的少女，连月经也停了。
后来一些老师发现，鸡蛋壳可填补食物中钙的不足。他们便将保留的蛋壳洗净、烤焦、捣碎、研磨成粉，用汤匙逐一送到孩子们口中。面对难以下咽的粗粉，孩子们想吐出、喷出。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强忍着吞咽下去。
衣衫褴褛不堪，孩子常常光脚
进入集中营前，侨民们并没有料想到将要被囚禁多长时间。匆匆被集中，又匆匆送入遥远的集中营，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侨民并没有带来多少生活用品。
最麻烦的是孩子们的衣服。孩子好动，本来就“吃”衣服，特别是男孩子。加上他们一天天长大，时间一久，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衣服和鞋子，只好大孩子穿了小孩子穿，破了的补了再补。大一些的孩子，就用父母的衣服改制。
乔伊丝弟弟埃迪的鞋破了，妈妈就会在他鞋上补块帆布。可缝好没几天，埃迪又穿破了。实在不能补了，只好光着脚。乔伊丝说，那时很多孩子在暖季都是光脚的。
第三个冬季将临，过冬的厚裤尚无着落。在天津做过裁缝的莱克太太便到处搜寻深色、可供制作蓬松便裤的毛毯，用来缝制厚裤。问题总算解决了，但因毯子纤维不足，刚刚开春，一些孩子的裤子就磨透了。
奥运会400米冠军利迪尔的好友安妮小姐，在集中营第一次见到久未谋面的利迪尔，见他又黑又瘦，穿着打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衬衣，竟不敢相认。
贝乐思女士从集中营回到燕京大学时，曾将她在潍县穿的衣服和鞋拿出来给大家看，几乎是破洞百出，褴褛不堪。她对同事们说：“在潍县有这样东西的人就算幸运，所以我很骄傲。”
不仅衣服，肥皂、牙粉等日常用品以及药品也奇缺。尽管侨民中不乏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有些侨民却因病后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而失去生命。
在集中营的后期，得到国际红十字会援助之后，这种境况才有了些许改观。
与外界隔绝侨民成聋子
与此同时，侨民们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与虐待令他们无法面对。
日本投降后，负责为集中营空运物资的威廉史密斯曾著文讲述他的所闻所感：“以职业而论，他们中间有传教士、商人、教育家、学者、自由职业者，大多习惯于在东方的环境中过着奢华的西方生活，现在却挤在一起。”
斯文的教授当了厨房的屠夫，高贵的太太要去打扫垃圾，常为座上宾的贵客要排队领饭，吩咐仆人去做的事情需亲力而为，昔日的荣光和享受一扫而光。
在这里，每天必须定时站队点名两次，姓名变成了数码代号，不时听从可恶的看守的呵斥，做人的尊严被无情剥夺。不准与外界人员接触，没有报纸可读，收音机不准带进。在这里，外面的消息完全断绝。
“我们尽力设法在这个孤绝的社会中使一切事都安排得很妥当，但是最初和外面世界完全隔断，我们无法获知战争的情形，也不晓得我们胜负如何。日本人允许我们写信，经他们检查后付邮，但对信的内容有许多限制，而且必须由他们代发。”讲述集中营内情况不允许，询问了解外面情况不允许，允许写的只有问候、报平安的几句话，侨民对此极为不满。更为恶劣的是，基格神父他们发现，日本看守竟把这种并无多少内容的书信扣留一年后才寄出。对于收到的信件，日本看守同样进行严格检查，通信自由和个人隐私全然不存在了。通信检查和限制，消息的封闭，使得困在集中营里的侨民成了聋子。
利迪尔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日军的严酷看管，生活条件的恶劣，秩序的混乱和无序，促使大家商讨决定，要组织起来，争取权利，自我管理。侨民们通过民主选举，组成的“自治管理委员会”除了负责管理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还负责与日本当局进行协调、谈判和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侨民可以公开自行组织开展各种学习、工作和文体活动。侨民们组建救世军乐队、话剧社和歌咏队，频频演出，自行组织舞会，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驱走寂寞和孤独。1945年2月，离集中营解放不足200天，第八届奥运会上400米跑的金牌得主利迪尔患脑瘤病逝。尽管天气极寒，几乎所有的人参加了这个以带给人们快乐和光明为乐的人的葬礼。
组成“自治管理委员会”争取权利自由
侨民们通过民主选举，推选出由9人组成的“自治管理委员会”。他们把集中营分成4个组，每个小组选出9名代表，由36人组成教育、综合、工程、营房、医疗、食品供应、财务、雇工、纪律9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管理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并负责与日本当局进行协调、谈判和抗争。
对乐道院以及潍县和山东情况十分熟悉的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被推举为自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德位思是美国人，曾任潍县广文大学校长，其独女和夫人都先后逝于潍县乐道院。1917年，广文大学与济南广智院等6所学校合并改名齐鲁大学，他任教务长。年近8旬的德位思交往广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自治管理委员会另外一名负责人是曾任蒋介石顾问的基格神父，中文名为雷振远。
自治管理委员会利用日军惧怕美国对在美日侨进行反报复心理，带领和组织侨民与日本看守斗智斗勇，最大限度地争取权利和自由。他们秘密组织与外面的乡民进行交易，换取食品，秘密与外界联系，争取有关方面的援助。最成功的是组织恒安石、狄兰越狱逃跑，使得集中营与重庆美军援华总部取得联系，争取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援救物资，并为美军空投伞兵部队最终解放集中营做了充分准备。
组建乐队歌咏队话剧社驱走寂寞孤独
在集中营内，活跃着一支颇具规模的乐队。因为是以基督教救世军的一支铜管乐队为主组成，所以叫做救世军乐队。救世军是一个以军队形式作为架构和行政方针，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基本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有人在教堂的地下室找到一架陈旧不堪的钢琴，经过修理，成了乐队的主要装备。救世军乐队中，有几位是天津歌舞团木管乐组的成员和业余提琴手。他们穿梭在医院、教堂，频频演出，为侨民们带来了欢乐。
1945年5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他们猜测离重获自由的日子不远了，救世军乐队将当时的美、英、中、苏四国国歌择段重编，加上宗教颂曲秘密排练演出，准备迎接集中营解放的那一天。
集中营内另有一支歌咏队，经常演唱民谣、小曲、情歌乃至古典派作曲。受到侨民欢迎的还有一个话剧社。话剧社由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手组成，他们经常演出的剧目是萧伯纳的《安德克雷斯与狮子》。没有道具，他们因陋就简，把红十字会所赠罐头的空盒子收集起来，为剧中的罗马士兵做甲胄。话剧社和救世军乐队、歌咏队的演出，自行组织的舞会，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活动，让侨民暂时忘却了身边的烦恼。
老师精心护佑，不让孩子们心灵染尘
“要保持态度，成熟文雅的样子，都应当保持，正像白金汉宫里那两位公主一样。要坐得直，食物不可满口塞，吞咽后再说话，刀子撞盘不能出声，讲话声要低，不抱怨。”很难想象，这是在集中营中老师对学生的要求。
这些孩子大多来自芝罘学校，他们的老师不断教导孩子：“虽然我们外表是囚犯，但内心里不是。”“我们要想象着，我们跟以前一样还在学校里。大树下就是露天教室，大地就是桌椅，我们总有一天会从这里出去”。
老师同样用行动作答：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有连绵不断的讲授和户外活动。将孩子们的精神全部集中动员起来，使他们无暇去想那些忧虑、可怕的事。
于是，在孩子们眼中，“战争无非是整天穿着便衣去集合上课、开会、举行节目和户外游戏等等玩意儿罢了。我们都相信，老师会安排一切来照顾我们。”
戴爱美永远忘不了那温馨的一刻，“生日那天，一位老师弄到一只苹果给我庆祝。她招我到医院的背后，只有我们两人。她取出一只铁盒，放到临时的炉灶上。生火后，将苹果削成薄片，一片一片在油中煎着给我吃。我觉得像在玩魔术，又似进入幻境……”
埃里克利迪尔病逝离解放不足200天
一个人的逝去震撼了集中营。尽管天气极寒，几乎所有的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和追思会。人们在他墓前竖起十字架，用黑鞋油写下他的名字。他叫埃里克利迪尔，中文名李爱锐，苏格兰人，1902年出生在天津。
1945年2月，离集中营解放不足200天，利迪尔患脑瘤病逝。
利迪尔成为集中营内的名人，不仅因他是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上400米跑的金牌得主，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正直、爱心、乐观，帮助和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
1942年利迪尔进集中营前，已在天津的一所中学里当了近20年的教师。
“我们的曲棍球棒坏了，就去找爱锐叔叔。他找来床单撕剪下的布条，捆扎起来，稍加整修，好像新的一样。天津来的学生赶不上功课，他就自告奋勇担任教授科学一项。”作为自治管理委员会康乐小组的负责人，利迪尔经常组织各种球队，安排各种比赛，激发起大家的热情。在戴爱美这些孩子心目中，飞腿“爱锐叔叔”就是快乐和光明的化身。
利迪尔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监管着两栋住着200多人的男女宿舍，每天早晚他要保证所有人参加集合点名，还有很多琐事，如打水、搬煤、倒垃圾、清扫房间，晚上还要辅导孩子功课。
一位天津来的妓女曾告诉邻居，利迪尔怎么帮助她在房间墙上搭了个架子，“他是一个为我做事而不求回报的好人”。
后来发病时，利迪尔头部常常剧烈疼痛，但他只一心关怀别人，安慰别人，把欢乐带给别人。
侨民吉尔基曾这样描述这位可爱的难友：“当我在集中营的晚上走过娱乐室时，经常看见利迪尔俯身在棋盘和船模型旁工作，或者在指导人们跳一种社交方格舞。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致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象力。他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黄乐德募款十万资助侨民
侨民被关押在乐道院期间，不少潍县人给予了帮助。集中营内的食品供应紧张，一些胆大的侨民便偷偷将自己的首饰扔出墙外，和潍县农民交换食物，一段时间，集中营内经常通过“地下黑市”买到大量的鸡蛋。体弱多病的侨民无药救治，德位思托张兴泰给黄乐德捎信，让他帮忙筹钱接济被关押的侨民。送信的运粪工张兴泰在侨民眼中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当时侨民和外界唯一的联络人，据说张兴泰曾将密信塞在鼻孔里，粘在粪桶底下传出。黄乐德四处游说，募捐十万美元，将捐款分3次送交瑞士使馆，有计划地供应集中营美、英侨民所需营养食品与药物。此事暴露后，日本看守大为恼火，立即追查消息泄露原因，但终无结果。
侨民拿首饰换食物，地下黑市交易频繁
高墙外，有人向墙内递送食品；高墙内，几个人在接应。一位侨民用画笔描绘了当时潍县农民向集中营内传递物品的情景。
集中营内的食品供应越来越紧张，一些胆大的侨民偷偷将自己的首饰等包好，夹上一张此物想换多少食品的字条，趁看守不注意扔出墙外。善良的潍县乡民捡到后，总会从墙外扔回超出他们要求的食物。
天长日久，这种地下交易逐渐形成规模，侨民们称之为“地下黑市”。为防止交易过于频繁被看守发现，德高望重、做事心细的斯坎兰神父自愿作地下交易的联络人。有5名传教士所住的房间恰好靠近围墙，成为做黑市生意的最好地点。
负责在集中营外面联络的是一位康太太，有的侨民回忆说是江太太。康太太或她的小孩子从外面把鸡蛋或小包递进，斯坎兰等在里面接应。大批货品递进的时候，通常是在夜间进行。
一段时间，集中营内经常保持收买到大量的鸡蛋。负责接收的侨民把鸡蛋放在衣袋里，小心翼翼地转送到各处。集中营里买鸡蛋的人很多，基格神父有点奇怪，日本看守最初竟不知道鸡蛋并非侨民主食中的物品。后来被日本看守发觉，开始搜查，但也没有根绝充满温情的“地下黑市”。
茅房苦力暗中送信募款资助被囚侨民
在侨民眼中，集中营内的运粪工张兴泰是个传奇式人物。他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其事迹却被不断演绎、传扬。
被关押的燕京大学教授谢迪克从潍县返回北平后，在该校举行的欢迎座谈会上说：“营内谣言甚多，真正消息只有一两个人能得到，然后再慢慢传给大家，得消息的方法，是有一个重庆的间谍乔装成茅房的苦力。”
其实，张兴泰只是一名运粪工。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位农民，此前与德位思牧师熟识，还得到过德位思的帮助。为了突破日军对他们消息的封锁，自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德位思，想到了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运粪工张兴泰。
关于张兴泰传递消息的方式，有不少记载。
基格神父最初以卫生巡查队队长的职务作掩护将书信打成小包，“粪夫揣在怀里带到外面”。后来看守发生怀疑，出入严加搜查。基格便把信藏在小锡盒里，“让集中营里的修理工焊好封严，投进粪桶，交粪夫背出”。
还有侨民回忆，运粪工曾将密信塞在鼻孔里，粘在粪桶底下。
集中营内供给日益减少，体弱多病的侨民无药救治，德位思托张兴泰给黄乐德捎信，让他帮忙筹钱接济被关押的侨民。
黄乐德是寿光黄家庄村人，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在广文大学学习期间，德位思任校长。乐道院被占前，黄乐德任广文中学校长。
据黄乐德后人回忆，接到德位思的求助信后，黄乐德当即让张兴泰带进集中营2000元伪币救急。
随后，黄乐德领着儿子黄安慰，带上干粮到处募捐。可是条件所限，筹到的钱款数量并不太多。
黄乐德只好到寿光和昌乐，他辗转托人向昌乐、寿光一带的国民党军政长官张天佐、张景月进行游说，反复陈明利害，称集中营内关有蒋介石的顾问等西方要人，如果出钱搭救，将来他们在蒋委员长面前美言即可获高官厚禄，若见死不救，后果难料。
张天佐、张景月终被说服。他们的捐款加上教友和乡民的捐赠，黄乐德共筹到善款30多万伪币，当时折合美金10万余元。
黄乐德让女儿黄瑞云、儿子黄安慰将捐款分3次送交瑞士使馆。瑞士使馆一面派人到潍县与日军交涉，一面与英、美外交部取得联系。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派出艾格为驻山东代表，专门负责有计划地供应集中营美、英侨民所需营养食品与药物，费用由美、英两国政府提供。
此事暴露后，日本看守大为恼火，立即追查消息泄露原因，但终无结果。
潍县集中营为何“相对松散”
提起集中营，人们自然联想起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与之相比较，日军在华设立的侨民集中营有着一定的差别，学者朱玉湘用了“相对松散”一词。
朱玉湘认为，潍县集中营的侨民固然对外失去了自由，但内部又有相对松散的生活环境，原因是当时日本有10万侨民在美国，也被集中生活。日军如果对美国在华侨民过分虐待，害怕美国进行反报复。
美国学者郎东吉尔基则认为，日本人“是把整个西方社会缩小，再加上适当的压力，使它成为一个人生的试验场”。
潍县乐道院的环境设施，恰恰符合这样的要求。乐道院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教堂、医院、学校等一应俱全。在这里一方面可以使他们与外界隔绝，一方面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具备西方生活要素，与闹市区隔离，又紧靠比较发达的城市，这样的地点在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确难寻。除此之外，这里还具备两个特点：一、地理位置重要。潍县是烟潍公路和台潍公路终点，胶济铁路经此西接津浦铁路，有一个飞机场。从东到西，由南到北，公、铁、航连接一起，沟通省内外交通，战略地位重要。二、军事上比较安全。胶济线沿线城市日军都有驻军，且有大部伪军支持。日军在青岛、日照附近沿海重点区域修筑防御工事，潍县地处山东半岛腹地，外有保障，军事上安全得多。
这座“人生的试验场”尽管“相对松散”，但集中营生活条件恶劣，侨民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折磨。不到三年半时间，大约有40名侨民死于潍县集中营。
粪夫传信两侨民暗夜逃脱
战争迟迟不能停止，获得自由的日子更是遥遥无期。以基格神父为首的几个年轻人开始秘密筹划，准备出逃。曾担任过英国海军上尉的狄兰和神父汉奎特被选为承担出逃任务的人员。集中营内教会的“权威”拉什福德神父得知了他们策划出逃的消息后，因担心出逃行动会让日本人对集中营内神职人员进行报复，集中营内教会上层进行了干涉。于是，基格和汉奎特商量重新选择出逃人员，选中了曾任北平辅仁中学教师的美国小伙子恒安石。如何将将消息传递给在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他们还是选择了忠实朋友粪夫——张兴泰。张兴泰将消息传给黄乐德后，黄乐德选择了能说会道的王绍文完成这项使命。于是王绍文密访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司令王尚志，吹嘘外国人有技术，能造机枪等，王尚志一听便答应营救。可因为四纵队在平度孙正村与日军发生激战，王尚志被俘，接应营救计划由原副司令王豫民继续。6月9日晚上狄兰和恒安石顺利出逃。
秘密策划出逃计划神父阻拦被迫流产
1944年初的冬季，以基格神父为首的几个年轻人开始秘密筹划，准备出逃。逃离的任务交给汉奎特和狄兰，基格留守集中营，负责处理出逃行动的善后事宜。
选择承担出逃任务的人员，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英国人狄兰，当年32岁，曾任英国海军上尉，当过报务员，退伍后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任职，他的汉语说得很好，便于同地方游击队沟通；汉奎特为神父，时年30岁，他们认为神父的身份或许更容易得到潍县百姓的帮助，因为乐道院的传教人员在当时的潍县城乡有一定的信任度。
据狄兰回忆，这年春天，日军守卫雇佣了一些农民，在集中营内挖掘排污管道。尽管看管极严，他们还是瞅机会与挖管道的农民交谈。从交谈中得知，在潍县周围日军控制区外，有当地的抗日部队在活动。
此时，集中营内部出现了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集中营内教会的“权威”拉什福德神父得知了他们策划出逃的消息。因担心出逃行动会让日本人对集中营内神职人员进行报复，集中营教会上层进行了干涉。拉什福德神父把基格和汉奎特叫去，告诉他们，要是逃走，就停止他们的教会工作。
停止教会工作，就意味着不能再做弥撒，不能去听忏悔，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基格和汉奎特商量重新选择出逃人员。考虑到要与重庆的驻华美军总部联络，他们选择了当时24岁，曾任北平辅仁中学教师的美国小伙子恒安石。
粪夫传信找人营救谎称侨民能造机枪
这年春末，挖通排污管道的工程结束。如何与外界联络，再次成为出逃的难题。
是谁将消息传递给了抗日游击队？曾在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任职的郝毓秀回忆，“恒安石密嘱一厨师与乐道院牧师王绍文之妻杨淑兰送信，要求王、杨设法与中国游击队联系”，“于是王绍文密访四纵队，见到王尚志。王绍文吹嘘外国人有技术，能造机枪等。四纵队虽有军械所，但都是一般铁匠，只能造手榴弹、步枪，不能造机枪，所以王尚志听了大为高兴，即派特务大队长杨子明与之商定办法，约时接应”。
基格的回忆录记载，是由“忠实朋友粪夫的联络与他们取得接触”。基格是策划这次出逃行动的头儿，他说的“忠实朋友粪夫”，名字叫张兴泰，也就是狄兰回忆录中说的“粪坑苦力”。
郝毓秀前段的回忆有误。是运粪工张兴泰将消息传给了黄乐德，黄乐德又找到了王绍文之妻杨淑兰。此后即如郝毓秀所言，能说会道的王绍文想方设法完成了这项使命。
王绍文带回纵队司令王尚志5月4日写的一封信。此信经杨瑞兰即郝毓秀所说的杨淑兰、黄乐德、张兴泰之手，传到基格他们手中。
王尚志在信中对日寇恶行表示愤慨，对侨民遭遇深为同情，“倭寇不度德，不量力，竟敢与贵国为敌，致使阁下遭逢大难，剥夺人生幸福……”他承诺一定设法营救，并确定由杨瑞兰作联系人。
他们一面与外界联系，一面准备详细周密的出逃方案。基格与狄兰、恒安石等反复研究、考察，确保万无一失。
正在他们紧锣密鼓进行出逃准备时，4月27日，四纵队在平度孙正村与日军发生激战，部队伤亡严重，司令王尚志被俘，营救计划眼看要泡汤。
不久，他们接到消息，原副司令王豫民收拾残部重建四纵队，王豫民任司令，继续执行接应营救计划。
他们出逃的地点，选中西墙中间的一个瞭望塔。高高的围墙，只有从瞭望塔才容易爬上去。瞭望塔建在墙的一个凹进处，刚好避开来自西北角的探照灯光。看守每天晚9点换班，新上岗者按规定要沿此墙边道路巡查一遍，通常需时约10分钟，在那10分钟里必须逃脱。出逃的晚上，一定要没有月亮。翻跃围墙之后，最好要有月光，以便帮助他们寻找路线。
晚上9点之前不要有一点月光，9点之后不长时间月亮要升起来。经过仔细测算，将日期定于6月9日和10日两天。接应地点，选在集中营东北约3公里左右的一块墓地，这里有茂密的松林，便于接应人员安全隐蔽。
月黑风高之夜两人惊险逃脱
消息送出之后，经过一周的焦急等待，得到了四纵队的最终答复。
6月9日晚上，他们开始了逃脱行动。
8点前，负责护送的托米来到西墙边隐蔽，观察卫兵的活动。
8点30分，狄兰穿上黑色的中国马褂，与恒安石在西墙附近会面。“看守换岗了，但新的看守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离开岗位去巡视。我们焦急地等着，最后他溜走了，但是那里有两个人坐在他们屋子的外边，直直地面对着我们将要逃离的地点。”
正着急之时，两人走开了。狄兰和恒安石迅速窜过去，爬上瞭望塔，然后沿着墙溜下，“我的脚触碰到了一堆随便堆放的砖头，恒安石跟在后面。我们向着墓地方向狂奔。”
狄兰和恒安石冲了一段，已经逃出了探照灯照明范围，他们松了一口气。稍作停歇，两人背起背包向北一直走，“过了耕田，穿过麦地，踉跄翻过水沟和洼地，直至到达在集中营北部流淌的一条小河”。
月亮渐渐升起，狄兰和恒安石仔细辨别方向，终于到达了墓地。
之后，王绍文远赴重庆找到美国驻华总部。不久，美军安排飞机将王绍文及12箱物品空投到昌邑南乡。
狄兰和恒安石随部队参加抗日活动，居留在由四纵队改编而成的山东挺进军第十五纵队一年多。集中营解放后，两人与难友欢聚，同帮助他们逃脱的基格及张兴泰等合影留念。
恒安石“救命恩人”之谜侨民承受巨大压力快崩溃
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进行交易，是非常危险的，有时甚至搭上生命。斯坎兰神父在看守到来之前，到墙边通向墙外的小水管道中，接收外面乡民送来的鸡蛋。不料一日本看守走了过来，因为无法通知墙外送鸡蛋的人，情急之下用长袍将管道口盖住，可挤破的鸡蛋泄露了天机，斯坎兰被拉到日兵署，判罚15天单独监禁。一名叫韩祥的潍县少年则没有那么幸运，他冒着生命危险，在电网上架木板，悄悄给集中营内侨民送物品，不幸被日军的狼狗发现，一时恐慌，失去重心，跌死在电网上。日本看守为了杀一儆百，让少年的尸体在电网上挂了两天。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名抑制不住激动的年轻人爬到楼顶，敲响了大钟。吓坏了的日本看守命令所有人到操场集合，报数、点名，查问谁敲的钟以及为什么敲钟。侨民在集中营期间，精神上备受折磨，一些人已经达到了极限，有的人喜欢拿斧子把猫头剁下来，有的人只要一发灯油他就喝掉，精神几近崩溃。
交易泄露神父被罚少年暴尸墙头两天
集中营墙边，斯坎兰神父坐在小凳子上，手捧经书，大声诵读祷文。棕色长袍下，流出一摊摊夹杂着黄色的粘稠汁液。
看守脸色突变。原来，斯坎兰匆忙中遮掩的鸡蛋挤破了。
在看守到来之前，斯坎兰照例坐在墙边，从一条通向墙外的小水管道中，接收外面乡民送来的鸡蛋。不料一日本看守走了过来，斯坎兰无法通知外面送鸡蛋的人，情急之下用长袍将管道口盖住，假装在诵读祷文，同时用拉丁文呼唤同伴来援助。
墙外的人并不知里面发生变故，鸡蛋仍然不断被送进来。鸡蛋壳被挤破，天机泄露。
日本看守大怒，立即将斯坎兰拉到日兵署，判罚他15天的单独监禁。
由于害怕美国对在美的日本人进行报复，日本看守对集中营的侨民不敢进行严重的体罚和肉体虐待。但是，对于中国人却无比残酷。
戴爱美记得，一次日本看守在一名苦力身上搜出信件，将他拖进营房打了个半死。从此，再没有见到此人。
基格、戴爱美、狄兰、乔伊、吉尔基，在这些侨民的回忆中，都提到了一个中国名字“韩祥”。一次，这名潍县少年冒着生命危险，在电网上架木板，悄悄给集中营内侨民送物品，不幸被日军的狼狗发现，一时恐慌，失去重心，跌死在电网上。日本看守为了杀一儆百，让少年的尸体在电网上挂了两天。
第二天早上，集中营里正在排队例行早点名的侨民惊呆了，大人们下意识地捂上了孩子的眼睛。
爱猫惨死军犬口中女童深夜惊恐难眠
夜色中，窗外一声惨烈的嚎叫声划破了寂静，深受刺激的8岁女孩戴爱美，恐惧中想象着一幕幕可怕的情景：
“动物互相捕捉，先是抵抗的叫声，后来传出咽喉淤塞发出的吠声。这分明是维亚这小毛球的全身已进入两组血齿之间了……”
小小的戴爱美“感到全身发僵，惊叫阻滞在喉间，声音却发不出来”。
名叫维亚的小毛球，是戴爱美来集中营前所在的芝罘女校校长布鲁豪女士的爱猫。戴爱美回忆，“小猫维亚蜷伏着，活像一只小毛球儿。夜间，它伴我入眠。它会吮吸我的手指，好像吃着奶。我想，母亲为婴儿哺乳时，必会有同样温馨的感觉。”
在集中营这所牢笼里，小猫维亚深受戴爱美和她伙伴们的喜欢和宠爱。戴爱美与11名小同伴曾将小维亚的蹄印，一一印到每个人的签字纪念册里。
不料想，她们可爱的伙伴小维亚，却丧生在日本军犬的魔爪之下。
也许磨难麻木了这些天真孩子的神经。每当傍晚，日军练习冲刺术，孩子们群集左右观看而毫无惧色。“这件事后来想起，实在感到难以理解。”
“和日本卫兵你可嬉戏，和军犬却不能。军犬是训练来行凶杀人的，所以我恨它。”戴爱美曾说。
一夜惊恐。第二天，戴爱美发现，有人晨起将肮脏清理了。同时她也发现，“校长本是一位明智、循规行事的人，自从痛失爱畜之后，走路不如以前那么轻快了”。
楼顶大钟半夜敲响日本看守点名盘查
“当——当——当——”一阵阵钟声深夜响起，惊醒了熟睡的侨民，更吓坏了值班的日本看守。
“深夜，我突然笔直地坐起来听，远处监视台上的钟声忽然敲响了，接着全营起了大骚动，乱成一片。”
日本看守在高喊集合令，戴爱美懵懵懂懂地来到操场。操场上陆续站满了人，咆哮的日本看守命令他们在黑暗中列队，数了又数，查问谁敲的钟，为什么敲钟。
“监视塔里的哨兵旋转着探照灯，扫视着墙内的我们。他们让我们从交叉的刺刀下穿过，日本人矮小，我虽是小孩，也必须弯下腰才能穿过。他们查看我的徽章，翻找名单，很长时间才从名单上找到我的名字，说了声行，才放过……”几十年后，柯荣耀忆起那晚情形依然心有余悸。
报数、点名直到午夜两点才结束。
原来，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消息传到集中营，抑制不住激动的两个年轻人爬到24号楼楼顶，敲响了大钟。
没有遭到袭击，日本人又没有敲钟，钟声为何敲响？是不是又有人逃跑？又急又怕的日本看守慌忙集合，进行反复盘查。
精神几近崩溃滋生肮脏丑行
漫漫长夜，孤独、寂寞、无助、绝望，折磨着人们的神经，侨民身上承受的压力开始显现出来。一些人已经达到了极限，有的几乎要崩溃了。
“有一个人肯定已经精神错乱了。这个疯子不知是男还是女，喜欢拿斧子把猫头剁下来。”鲍尔听说此事，无比惊恐。从此之后，一见到野猫从铁丝网钻进集中营，“我们这些顽固的爱猫族就立刻提心吊胆”。
鲍尔还记得，还有个相貌特别、性情古怪的难友加思杰根斯，长着长长的手臂，像个人猿似的，只要一发灯油他就喝掉。每到月圆之夜，他就会爬到最高的树上，发出恐怖的狼嚎声，在夜空中回荡。
更令人不齿的，还有一个堕落的吉普赛女人。鲍尔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在她的破屋子里，竟公然组织令人厌恶的集体性交纵欲表演。在她指使下，表演者甚至包括她自己的两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和一帮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其中几个男孩子还是大班的孩子。”
当时不满十岁的戴爱美后来回忆道：“还有肮脏的一面是孩子们不晓得的：妓女、酒徒、吸毒者，游手好闲的不良青年。小偷扒手专偷厨房的饭食，将别人搓好正在曝晒的煤球偷走。”
美兵从天而降集中营解放
狄兰和恒安石逃出后集中营内消息封闭的境况有了改观，他们将小收音机分成四片送给被囚禁的难友，好让他们能及时了解外面世界的变化以及战争的进展。当美军驻华总部派出的代号为“鸭队”营救小组乘B—24型轰炸机抵达潍县时，集中营里的人们疯狂了，有人高举拳头挥向天空，有的哭泣、大笑、拥抱、跳跃，更有的将嗓门喊得嘶哑。几个年轻人爬上高高的钟楼楼顶，将一面为迎接解放而事先准备好的美国国旗展开。1945年8月30日，美军驻华总部委派万伯格中校率队乘机来到集中营，代表美国在华驻军正式接管。此后的几个月里，重获自由的侨民分期分批安排回程，离开乐道院集中营。对集中营的幸存者而言，这段特殊的经历，已成为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他们相互联络，组织乐道院集中营营友会，撰写回忆录，建网站，进行纪念。
盟国节节胜利难友亦喜亦忧
集中营内消息封闭的境况，在狄兰和恒安石出逃后有了改观。
“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分成四片的小收音机，霍楚伊拼装成收音机。我们从那里获取信息后，再告诉一些人，称为流言。”收音机的四片机件是如何传递到基格和汉奎特手中的，尚不得知。但从此在集中营内出现了不少内容新鲜的“流言”。
为了不让敏感的日本人知道消息来源，基格他们只能对其他侨民说是“流言”。从这些流言中，侨民们了解了外面的生活，了解到战争的进展。
对一些侨民来说，盟国步步取胜，反而增添了他们的惆怅。他们担忧，日本人如果预知自己的失败已成定局，是否提前对俘虏实行枪杀来泄愤呢？他们会不会以盟国俘虏做人质，对盟国停止轰炸日本本土提出要挟呢？在部分年轻人中间，甚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心地善良、纯洁无瑕的戴爱美，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命运。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忧虑的却是看守她的敌人：“在日本战败后，要是效法武士道的精神，真的自杀，那才是件可悲的事。”
人们在欣喜与焦虑中等待重获自由的那一天。
飞机奇迹出现侨民欣喜若狂
“一阵巨响，差点把我们整个楼房掀了起来，到底怎么回事？火车撞了？地震了？扔炸弹了？我把双手拢在耳边，听到了飞机引擎嗡嗡的声音，有时微弱，有时清晰可辨。我们匆忙跑到外面，搜寻着天空。”
1945年8月17日上午9时许，鲍尔正在与几个同伴讨论战争何时结束，突然被这阵巨响惊住了。
鲍尔发现，在地平线的远方，隐约有一架飞机的影子。飞机时而盘旋，时而转弯，速度非常缓慢。“我看到飞机炮塔中有一只粉红色的手，在向我们挥动。”
集中营里的人们疯狂了，“我们飞奔出去，跑向大门。这时，有人高举拳头挥向天空，有的哭泣、大笑、拥抱、跳跃，更有的将嗓门喊得嘶哑。人群一波又一波，经过岗兵，奔向营外的农田……”突然的变故让日本看守不知所措，呆傻地站在一边，任由侨民潮水般冲出集中营大门。
在集中营北约一里地的田野里，7名伞兵被赶来的侨民发现。兴奋如狂、快乐如痴的侨民，争相将他们抬起，扛在肩上。
几个年轻人爬上高高的钟楼楼顶，将一面为迎接解放而事先准备好的美国国旗展开。
“鸭队”空降潍县美军正式接管
这7名伞兵，是美军驻华总部派出的一个营救小组，代号“鸭队”。他们全副武装，乘一架B—24型轰炸机抵达潍县。
这些被侨民称为“勇士”、视为“救星”的伞兵分别是，队长司太格少校，导航员汉纳中尉，海军战略情报组员穆尔少尉，无线电报务员欧立克上士，军医汉楚拉克上士，中文翻译王爱德，日语翻译长崎中士。
人们欢呼着将伞兵抬回集中营，救世军乐队已列队奏起早已排练好的，由美、英、中、苏四国国歌曲重编而成的胜利曲。
司太格少校向日本看守递交了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将军签署的文件，要求他们继续负责营内的安全和日常管理，日方被迫同意接受。
8月30日，美军驻华总部委派万伯格中校率队乘机来到集中营，代表美国在华驻军正式接管。此后的几个月里，重获自由的侨民分期分批安排回程，离开乐道院集中营。
近年来，不少文章和报道写道，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被关押在乐道院集中营。这个误解，源于记载毛泽东与司徒雷登会面情况的一篇文章。
1945年10月10日，司徒雷登在重庆参加由国民政府举办的招待会，得知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出席，特地上前拜见。毛泽东问他“什么时候到重庆来的”，司徒雷登回答：“我刚从潍县到重庆来。”
记载这次谈话的作者想当然地在司徒雷登答话后面，加括号做了如下注释：“司徒雷登在珍珠港之后，被日军逮捕，关在山东乐道院集中营，日本投降后获释”。此后以讹传讹。
司徒雷登被日军关押的地点是北平。他这次到潍县，停留了24个小时。
和平友谊铭记永远
乐道院集中营解放后，被囚禁的侨民大多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对集中营的幸存者而言，这段特殊的经历，已成为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他们相互联络，组织乐道院集中营营友会，撰写回忆录，建网站，进行纪念。
潍坊人民同样忘不了这些异国他乡的侨民，忘不了相隔高墙与他们结下的深情厚谊。
1945年8月，乐道院集中营刚刚获得解放，美国前驻华大使恒安石重返乐道院，感谢帮助他成功出逃的当地百姓。1987年6月，恒安石携夫人回潍坊故地重游。
1981年，英国根据奥运短跑冠军利迪尔事迹拍成的故事片《火的战车》公映，该片荣获1982年美国第54届奥斯卡金奖。
1995年8月17日，来自美、英、加拿大等国10多位集中营幸存者及其亲友访问我市，在潍坊二中利迪尔纪念花园举行了抗日战争胜利暨乐道院集中营解放50周年纪念活动。
2005年8月16日至18日，潍坊市人民政府举办潍坊集中营解放60年纪念活动，67名当年被囚禁的美、英、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人士及其家人参加了活动。
2007年，潍坊市人民政府和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五集电视纪录片《潍县集中营》。该片2008年10月由中央电视台首播。
2009年7月，潍坊晚报副刊中心主任马道远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创作的长篇《乐道院集中营》，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全国280余家电台播出了该书。
记住历史，有助于我们很好地处理未来。对于这个野兽般的种族，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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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特殊年代、特殊空间、特殊经历的人生故事。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着整个中国。为了报复美国限制日裔美国人自由，日本在潍坊建立了关押盟国侨民的集中营——乐道院集中营，这里最多时囚禁着2000多人。1945年8月17日，集中营解放，至今已是66年。当年，集中营内的侨民们经历了怎样的战火人生？
乐道院囚禁二千余名侨民
乐道，在汉语中有喜欢修道、喜好圣贤之道、乐于称道等意。1882年，狄乐播来潍县传教，为建设的“乐道院”命名时，大约用的就是前一个意思。可这位美国牧师不曾想到，用以传教、办学、行医之用的乐道院，60年后却成了西方同盟国在中国侨民的囚禁之地。比利时神父汉奎特是第一批进入潍县集中营的侨民。1942年3月初，他与同事在山西太原被关押，3月底到达潍县。当年28岁的汉奎特初到集中营，感到很吃惊，“因为那不是一个监狱，而是一个长老会的传教区，但日本人在六个角都设立了岗楼，架着机枪”。二千多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侨民，一下涌入仅有楼房十几座、平房百间的乐道院。他们早晨听到钟声按时起床，早饭后到操场集合点名。除了80岁以上老人外，其余侨民必须参加劳动。
咒骂威逼声中进入囚身牢笼
“我缓缓地走到四周的铁丝网旁，一个直接展示大国风范的景物吸引住了我：一道宏伟的城墙，高耸的城门，在凌晨红色的晨曦中显得既令人敬畏又异常宁静。这一定是潍县城了。”
1942年末，20岁的德斯蒙德鲍尔与上海龙华集中营的一批侨民转到潍县集中营。这位对前途茫然无知的年轻人，从拥挤、污浊的火车内走出，正凝神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却被身边伪军的吵嚷和骂声惊扰：
“瞧，东洋鬼子又抓了一帮西洋鬼子。”
“日本人会宰了他们。”
“那些西洋人不上卡车。”
“拿刺刀捅他们一下。”
“让东洋人管吧，那是他们的事儿。”
鲍尔是英国人，出生于天津，随父母在中国长大，中国话当然听得懂。
下了火车，他们被赶上卡车，送往新的地点。几个脾气大的意大利人大声抗议，说卡车太脏了。伪军开始用脚踢，打耳光，用枪托捅他们的后腰。鲍尔他们互相帮扶着爬上车。
上世纪50年代，定居加拿大的鲍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卡车在颠簸的路上行驶。不一会儿，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开始能够看到一片房子，有些是西洋风格的，有些是中国风格的。我们最后停在了一个很讲究的大门前。高高的门楼上写着的中国字足有一英尺高：乐道院。我想，如果这是个快乐的地方，那么四面围墙上为什么还要安着带刺的铁丝网呢？为什么还要有了望塔？为什么气急败坏的日本兵还要吆喝着把我们从车上赶下来呢？”
几天前，在上海龙华集中营接到“转移”命令的鲍尔他们，并不清楚新的囚禁之地是何情况。当鲍尔与同来的侨民站成一队，走过门楼，进入集中营时，“我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儿，一群囚犯的头一排站着的正是我太太。我看着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披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深褐色的头发中已经有了一缕灰白，梳成了一个发髻。她的颧骨外凸。”在这里，鲍尔意外地见到了母亲、太太和同母异父的妹妹，她们“住在一间十英尺见方的矮房子里，里面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烧木柴的烟味儿”。
铁网高墙围困，房舍破烂不堪
乐道院竟变成了牢狱，鲍尔感到不解。其实，困惑的并不只是鲍尔一人。
作为第一批进入潍县集中营的侨民汉奎特，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情况时连连摇头：“非常混乱，非常混乱，我们不知道要干什么。”
同时到达的英国人乔伊回忆，“日本人把这里糟蹋得一团糟，他们拿走了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东西，拿不走的就毁于一旦，几乎所有的窗户都破烂不堪，厕所设备都无法使用，就连许多建筑物也摇摇欲坠，所以当我们到的时候，这里几乎无法让人居住。”
此前，乐道院内学校、医院以及生活设施俱全。日军进占后，征用民夫砍伐树木，拆掉内部院墙，四周围墙布设电网，新建的岗楼上全部安装探照灯。院内修了环墙路，墙头架设铁丝网，日军看守肩扛上刺刀的枪，牵着军犬在院内巡逻。昔日绿树成阴、环境优美的乐道院，顷刻间变成了一座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墙壁剥落，地板空荡，没有自来水，原始式茅厕、敞敞露的粪坑，简陋的烘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巨型的公共厨房，一间残破的教堂，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几间茅棚店子，一排排监狱式房间，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澳大利亚人李大卫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在集中营里，除少数家庭单住一间房外，多数混合居住。小平房内，每间住8个人。大房间里，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在年幼的戴爱美记忆中，“每铺床相隔的空隙只有18英寸。打鼾、打嗝，小便时冲击便盆的声音，成了夜间的‘音乐’。对一切成年人来说，隐私权利被剥夺最难忍受。”
日军将他们分成6个队，大人和孩子混合编队，每队二百多人，每人戴一个小牌子，写着自己的姓名和号码，国别仅用英文字母表示。
早晨听到钟声按时起床，早饭后到操场集合点名，用日语报数。除80岁以上老人外，所有侨民必须参加劳动，有专长的充当医生、护士、厨师、修理工等，其余的轮流帮厨或种菜、运煤、拾柴、刨地、清除粪便垃圾等。
亚洲最大的同盟国集中营
1941年12月，日军突然袭击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此后，美国政府为限制众多的日本侨民在美国本土的活动，将侨居在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数万日本人强行集中到洛杉矶附近的指定地点，隔断其与外界的联系。
随后，日本政府采取报复政策，将其侵占领土上的美、英等敌对国侨民强行扣押，设立集中营进行圈禁。南方日占区侨民强行集中到分布于上海和香港的10多个集中营，北方日占区侨民则囚禁在山东潍县的集中营。
1942年3月，驻潍县的日本宪兵队长汤本宣典率日本宪兵和伪军强占乐道院，把所有人员赶出，将房屋和区域依次编号，并进行拆除改造，用以关押侨民。这就是日本人称之为“潍县敌国人集团生活所”的潍县集中营。潍县集中营又称乐道院集中营，因设在山东省，一些外国人也称为山东集中营。它是二战时期亚洲最大的同盟国“集中营”。
从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潍县集中营先后关押英、美、法、新西兰、加拿大、古巴、希腊、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等近20个国家的侨民2008人。其间，因交换战俘释放了500人。
被关押的人员以美、英两国居多，主要是原驻北平、天津、青岛、烟台等地的同盟国侨民，其中有牧师、教师、医生、商人、学生等，仅儿童就有327名。成人侨民中有许多知名人士，如曾任蒋介石顾问的雷振远，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曾获奥运会400米冠军的世界著名运动员利迪尔，辅仁大学附中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任美国第二任驻华大使的恒安石等。
死马腐烂了才肯给侨民吃
在乐道院集中营中囚禁的盟国侨民中有传教士、商人、教育家、学者、自由职业者……他们之前散居在中国各地，多年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到了集中营后，生活完全变了。这里的粮食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其中多为高粱、玉米等杂粮。随着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尽，集中营内侨民吃的高粱和玉米多已发霉，土豆腐烂变质，肉上则满是蝇蛆。由于营养不良，侨民体重下降，憔悴消瘦。80多岁的戴存仁牧师体重减到不足80斤。除了食不果腹，侨民们大都衣衫褴褛，很多孩子因为无鞋可穿，天暖和的时候常常光着脚。与食物和生活用品短缺相比，精神的折磨与虐待同样令人无法面对。消息的封闭使得集中营里的他们成了聋子。
高粱玉米发霉，肉上满是蝇蛆
“我们的食物很少，经常挨饿，早饭我们经常煮高粱米吃。”对于吃惯了面包的西方人来说，“这些东西很难下咽”。在小侨民乔伊丝看来，高粱米在中国是给牲畜吃的。但是，为了生存，乔伊丝母亲对年幼的她劝道：“不断咀嚼，直到你可以咽下去。否则，你会感到饿的。”
集中营的粮食供应实行定量配给制，其中多为高粱、玉米等杂粮，仅有少部分做面包的面粉。
小侨民戴爱美说，“初期，早餐的主食一律是高粱和绿豆煮饭，午饭是一些炖和煮的食物，炖煮千篇一律，晚饭将午间的剩饭加在一起再炖煮。”
1943年下半年，随着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战争，资源消耗殆尽，集中营面粉配量减少到不足五分之一，高粱和玉米也多已发霉。年幼的乔伊丝十分不理解，“提供的面粉，是用来做面包的。我吃着，感到这些面粉非常不新鲜，虽说面包是新出炉的。”
在集中营里，开始还能供应少量的肉食。但由于卫生条件不好，“送来的肉，暖季总是长满了蛆的，因到处苍蝇太多。看着那颜色发黑、边缘泛白的肝，管肉的人下不了手，不敢做主，只好找医生去咨询，医生也没办法。不管一切，入厨就是了。”
乔伊丝记得，有一匹马在集中营后的日本军官宿舍附近摔死了，直到这匹马腐烂之后，日本看守才允许去吃它。负责厨房工作的侨民马上剥皮，将腐烂的部分尽可能去掉，然后将剩下的部分煮熟。“在集中营里，我们很少吃到肉”。
土豆腐烂变质，茄子吃得想吐
集中营内粮食短缺，肉食极少而低劣，蔬菜同样难以保证。午、晚两餐，侨民们得到的常常是两勺漂着几片菜叶的汤。
有一次，运来的土豆堆放在阅兵场的一个角落里。但是，日本看守并不允许侨民搬运这些土豆，乔伊丝迷惑不解。大堆土豆就这样露天存放，直到有些土豆开始腐烂，侨民才被告知可以去吃。
他们抱怨土豆已坏、吃了会生病甚至中毒，日本看守威吓道：“在吃完这些土豆之前，你们不会得到任何食物。”
潍县当地的主要蔬菜之一是茄子。侨民柯荣耀回忆说，“记得一次卸了满满一卡车茄子，一直堆到仓库的天花板。这些是我们一个月的食品。每天吃的都是茄子，以后再也不愿意看到茄子了。”不仅柯荣耀，有不少人回国后，只要看到茄子，就想要呕吐。
由于营养不良，人们体重下降，憔悴消瘦，体力枯竭，多生疾病。80多岁的戴存仁牧师体重减到不足80斤。最可怜的是那些孩子们，一个个齿暗无光，面黄肌瘦。已经发育的少女，连月经也停了。
后来一些老师发现，鸡蛋壳可填补食物中钙的不足。他们便将保留的蛋壳洗净、烤焦、捣碎、研磨成粉，用汤匙逐一送到孩子们口中。面对难以下咽的粗粉，孩子们想吐出、喷出。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强忍着吞咽下去。
衣衫褴褛不堪，孩子常常光脚
进入集中营前，侨民们并没有料想到将要被囚禁多长时间。匆匆被集中，又匆匆送入遥远的集中营，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侨民并没有带来多少生活用品。
最麻烦的是孩子们的衣服。孩子好动，本来就“吃”衣服，特别是男孩子。加上他们一天天长大，时间一久，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衣服和鞋子，只好大孩子穿了小孩子穿，破了的补了再补。大一些的孩子，就用父母的衣服改制。
乔伊丝弟弟埃迪的鞋破了，妈妈就会在他鞋上补块帆布。可缝好没几天，埃迪又穿破了。实在不能补了，只好光着脚。乔伊丝说，那时很多孩子在暖季都是光脚的。
第三个冬季将临，过冬的厚裤尚无着落。在天津做过裁缝的莱克太太便到处搜寻深色、可供制作蓬松便裤的毛毯，用来缝制厚裤。问题总算解决了，但因毯子纤维不足，刚刚开春，一些孩子的裤子就磨透了。
奥运会400米冠军利迪尔的好友安妮小姐，在集中营第一次见到久未谋面的利迪尔，见他又黑又瘦，穿着打着五颜六色补丁的衬衣，竟不敢相认。
贝乐思女士从集中营回到燕京大学时，曾将她在潍县穿的衣服和鞋拿出来给大家看，几乎是破洞百出，褴褛不堪。她对同事们说：“在潍县有这样东西的人就算幸运，所以我很骄傲。”
不仅衣服，肥皂、牙粉等日常用品以及药品也奇缺。尽管侨民中不乏医术精湛的医生，但有些侨民却因病后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而失去生命。
在集中营的后期，得到国际红十字会援助之后，这种境况才有了些许改观。
与外界隔绝侨民成聋子
与此同时，侨民们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与虐待令他们无法面对。
日本投降后，负责为集中营空运物资的威廉史密斯曾著文讲述他的所闻所感：“以职业而论，他们中间有传教士、商人、教育家、学者、自由职业者，大多习惯于在东方的环境中过着奢华的西方生活，现在却挤在一起。”
斯文的教授当了厨房的屠夫，高贵的太太要去打扫垃圾，常为座上宾的贵客要排队领饭，吩咐仆人去做的事情需亲力而为，昔日的荣光和享受一扫而光。
在这里，每天必须定时站队点名两次，姓名变成了数码代号，不时听从可恶的看守的呵斥，做人的尊严被无情剥夺。不准与外界人员接触，没有报纸可读，收音机不准带进。在这里，外面的消息完全断绝。
“我们尽力设法在这个孤绝的社会中使一切事都安排得很妥当，但是最初和外面世界完全隔断，我们无法获知战争的情形，也不晓得我们胜负如何。日本人允许我们写信，经他们检查后付邮，但对信的内容有许多限制，而且必须由他们代发。”讲述集中营内情况不允许，询问了解外面情况不允许，允许写的只有问候、报平安的几句话，侨民对此极为不满。更为恶劣的是，基格神父他们发现，日本看守竟把这种并无多少内容的书信扣留一年后才寄出。对于收到的信件，日本看守同样进行严格检查，通信自由和个人隐私全然不存在了。通信检查和限制，消息的封闭，使得困在集中营里的侨民成了聋子。
利迪尔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日军的严酷看管，生活条件的恶劣，秩序的混乱和无序，促使大家商讨决定，要组织起来，争取权利，自我管理。侨民们通过民主选举，组成的“自治管理委员会”除了负责管理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还负责与日本当局进行协调、谈判和抗争。在他们的努力下，侨民可以公开自行组织开展各种学习、工作和文体活动。侨民们组建救世军乐队、话剧社和歌咏队，频频演出，自行组织舞会，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驱走寂寞和孤独。1945年2月，离集中营解放不足200天，第八届奥运会上400米跑的金牌得主利迪尔患脑瘤病逝。尽管天气极寒，几乎所有的人参加了这个以带给人们快乐和光明为乐的人的葬礼。
组成“自治管理委员会”争取权利自由
侨民们通过民主选举，推选出由9人组成的“自治管理委员会”。他们把集中营分成4个组，每个小组选出9名代表，由36人组成教育、综合、工程、营房、医疗、食品供应、财务、雇工、纪律9个委员会，分别负责管理集中营侨民的各项事务，并负责与日本当局进行协调、谈判和抗争。
对乐道院以及潍县和山东情况十分熟悉的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被推举为自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德位思是美国人，曾任潍县广文大学校长，其独女和夫人都先后逝于潍县乐道院。1917年，广文大学与济南广智院等6所学校合并改名齐鲁大学，他任教务长。年近8旬的德位思交往广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自治管理委员会另外一名负责人是曾任蒋介石顾问的基格神父，中文名为雷振远。
自治管理委员会利用日军惧怕美国对在美日侨进行反报复心理，带领和组织侨民与日本看守斗智斗勇，最大限度地争取权利和自由。他们秘密组织与外面的乡民进行交易，换取食品，秘密与外界联系，争取有关方面的援助。最成功的是组织恒安石、狄兰越狱逃跑，使得集中营与重庆美军援华总部取得联系，争取到国际红十字会的援救物资，并为美军空投伞兵部队最终解放集中营做了充分准备。
组建乐队歌咏队话剧社驱走寂寞孤独
在集中营内，活跃着一支颇具规模的乐队。因为是以基督教救世军的一支铜管乐队为主组成，所以叫做救世军乐队。救世军是一个以军队形式作为架构和行政方针，以基督教作为信仰基本的国际性宗教及慈善公益组织。有人在教堂的地下室找到一架陈旧不堪的钢琴，经过修理，成了乐队的主要装备。救世军乐队中，有几位是天津歌舞团木管乐组的成员和业余提琴手。他们穿梭在医院、教堂，频频演出，为侨民们带来了欢乐。
1945年5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集中营，他们猜测离重获自由的日子不远了，救世军乐队将当时的美、英、中、苏四国国歌择段重编，加上宗教颂曲秘密排练演出，准备迎接集中营解放的那一天。
集中营内另有一支歌咏队，经常演唱民谣、小曲、情歌乃至古典派作曲。受到侨民欢迎的还有一个话剧社。话剧社由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手组成，他们经常演出的剧目是萧伯纳的《安德克雷斯与狮子》。没有道具，他们因陋就简，把红十字会所赠罐头的空盒子收集起来，为剧中的罗马士兵做甲胄。话剧社和救世军乐队、歌咏队的演出，自行组织的舞会，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活动，让侨民暂时忘却了身边的烦恼。
老师精心护佑，不让孩子们心灵染尘
“要保持态度，成熟文雅的样子，都应当保持，正像白金汉宫里那两位公主一样。要坐得直，食物不可满口塞，吞咽后再说话，刀子撞盘不能出声，讲话声要低，不抱怨。”很难想象，这是在集中营中老师对学生的要求。
这些孩子大多来自芝罘学校，他们的老师不断教导孩子：“虽然我们外表是囚犯，但内心里不是。”“我们要想象着，我们跟以前一样还在学校里。大树下就是露天教室，大地就是桌椅，我们总有一天会从这里出去”。
老师同样用行动作答：孩子们被组织起来，有连绵不断的讲授和户外活动。将孩子们的精神全部集中动员起来，使他们无暇去想那些忧虑、可怕的事。
于是，在孩子们眼中，“战争无非是整天穿着便衣去集合上课、开会、举行节目和户外游戏等等玩意儿罢了。我们都相信，老师会安排一切来照顾我们。”
戴爱美永远忘不了那温馨的一刻，“生日那天，一位老师弄到一只苹果给我庆祝。她招我到医院的背后，只有我们两人。她取出一只铁盒，放到临时的炉灶上。生火后，将苹果削成薄片，一片一片在油中煎着给我吃。我觉得像在玩魔术，又似进入幻境……”
埃里克利迪尔病逝离解放不足200天
一个人的逝去震撼了集中营。尽管天气极寒，几乎所有的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和追思会。人们在他墓前竖起十字架，用黑鞋油写下他的名字。他叫埃里克利迪尔，中文名李爱锐，苏格兰人，1902年出生在天津。
1945年2月，离集中营解放不足200天，利迪尔患脑瘤病逝。
利迪尔成为集中营内的名人，不仅因他是1924年第八届奥运会上400米跑的金牌得主，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正直、爱心、乐观，帮助和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
1942年利迪尔进集中营前，已在天津的一所中学里当了近20年的教师。
“我们的曲棍球棒坏了，就去找爱锐叔叔。他找来床单撕剪下的布条，捆扎起来，稍加整修，好像新的一样。天津来的学生赶不上功课，他就自告奋勇担任教授科学一项。”作为自治管理委员会康乐小组的负责人，利迪尔经常组织各种球队，安排各种比赛，激发起大家的热情。在戴爱美这些孩子心目中，飞腿“爱锐叔叔”就是快乐和光明的化身。
利迪尔做的，远远不止这些。他监管着两栋住着200多人的男女宿舍，每天早晚他要保证所有人参加集合点名，还有很多琐事，如打水、搬煤、倒垃圾、清扫房间，晚上还要辅导孩子功课。
一位天津来的妓女曾告诉邻居，利迪尔怎么帮助她在房间墙上搭了个架子，“他是一个为我做事而不求回报的好人”。
后来发病时，利迪尔头部常常剧烈疼痛，但他只一心关怀别人，安慰别人，把欢乐带给别人。
侨民吉尔基曾这样描述这位可爱的难友：“当我在集中营的晚上走过娱乐室时，经常看见利迪尔俯身在棋盘和船模型旁工作，或者在指导人们跳一种社交方格舞。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致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象力。他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黄乐德募款十万资助侨民
侨民被关押在乐道院期间，不少潍县人给予了帮助。集中营内的食品供应紧张，一些胆大的侨民便偷偷将自己的首饰扔出墙外，和潍县农民交换食物，一段时间，集中营内经常通过“地下黑市”买到大量的鸡蛋。体弱多病的侨民无药救治，德位思托张兴泰给黄乐德捎信，让他帮忙筹钱接济被关押的侨民。送信的运粪工张兴泰在侨民眼中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当时侨民和外界唯一的联络人，据说张兴泰曾将密信塞在鼻孔里，粘在粪桶底下传出。黄乐德四处游说，募捐十万美元，将捐款分3次送交瑞士使馆，有计划地供应集中营美、英侨民所需营养食品与药物。此事暴露后，日本看守大为恼火，立即追查消息泄露原因，但终无结果。
侨民拿首饰换食物，地下黑市交易频繁
高墙外，有人向墙内递送食品；高墙内，几个人在接应。一位侨民用画笔描绘了当时潍县农民向集中营内传递物品的情景。
集中营内的食品供应越来越紧张，一些胆大的侨民偷偷将自己的首饰等包好，夹上一张此物想换多少食品的字条，趁看守不注意扔出墙外。善良的潍县乡民捡到后，总会从墙外扔回超出他们要求的食物。
天长日久，这种地下交易逐渐形成规模，侨民们称之为“地下黑市”。为防止交易过于频繁被看守发现，德高望重、做事心细的斯坎兰神父自愿作地下交易的联络人。有5名传教士所住的房间恰好靠近围墙，成为做黑市生意的最好地点。
负责在集中营外面联络的是一位康太太，有的侨民回忆说是江太太。康太太或她的小孩子从外面把鸡蛋或小包递进，斯坎兰等在里面接应。大批货品递进的时候，通常是在夜间进行。
一段时间，集中营内经常保持收买到大量的鸡蛋。负责接收的侨民把鸡蛋放在衣袋里，小心翼翼地转送到各处。集中营里买鸡蛋的人很多，基格神父有点奇怪，日本看守最初竟不知道鸡蛋并非侨民主食中的物品。后来被日本看守发觉，开始搜查，但也没有根绝充满温情的“地下黑市”。
茅房苦力暗中送信募款资助被囚侨民
在侨民眼中，集中营内的运粪工张兴泰是个传奇式人物。他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其事迹却被不断演绎、传扬。
被关押的燕京大学教授谢迪克从潍县返回北平后，在该校举行的欢迎座谈会上说：“营内谣言甚多，真正消息只有一两个人能得到，然后再慢慢传给大家，得消息的方法，是有一个重庆的间谍乔装成茅房的苦力。”
其实，张兴泰只是一名运粪工。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位农民，此前与德位思牧师熟识，还得到过德位思的帮助。为了突破日军对他们消息的封锁，自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德位思，想到了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运粪工张兴泰。
关于张兴泰传递消息的方式，有不少记载。
基格神父最初以卫生巡查队队长的职务作掩护将书信打成小包，“粪夫揣在怀里带到外面”。后来看守发生怀疑，出入严加搜查。基格便把信藏在小锡盒里，“让集中营里的修理工焊好封严，投进粪桶，交粪夫背出”。
还有侨民回忆，运粪工曾将密信塞在鼻孔里，粘在粪桶底下。
集中营内供给日益减少，体弱多病的侨民无药救治，德位思托张兴泰给黄乐德捎信，让他帮忙筹钱接济被关押的侨民。
黄乐德是寿光黄家庄村人，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在广文大学学习期间，德位思任校长。乐道院被占前，黄乐德任广文中学校长。
据黄乐德后人回忆，接到德位思的求助信后，黄乐德当即让张兴泰带进集中营2000元伪币救急。
随后，黄乐德领着儿子黄安慰，带上干粮到处募捐。可是条件所限，筹到的钱款数量并不太多。
黄乐德只好到寿光和昌乐，他辗转托人向昌乐、寿光一带的国民党军政长官张天佐、张景月进行游说，反复陈明利害，称集中营内关有蒋介石的顾问等西方要人，如果出钱搭救，将来他们在蒋委员长面前美言即可获高官厚禄，若见死不救，后果难料。
张天佐、张景月终被说服。他们的捐款加上教友和乡民的捐赠，黄乐德共筹到善款30多万伪币，当时折合美金10万余元。
黄乐德让女儿黄瑞云、儿子黄安慰将捐款分3次送交瑞士使馆。瑞士使馆一面派人到潍县与日军交涉，一面与英、美外交部取得联系。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派出艾格为驻山东代表，专门负责有计划地供应集中营美、英侨民所需营养食品与药物，费用由美、英两国政府提供。
此事暴露后，日本看守大为恼火，立即追查消息泄露原因，但终无结果。
潍县集中营为何“相对松散”
提起集中营，人们自然联想起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与之相比较，日军在华设立的侨民集中营有着一定的差别，学者朱玉湘用了“相对松散”一词。
朱玉湘认为，潍县集中营的侨民固然对外失去了自由，但内部又有相对松散的生活环境，原因是当时日本有10万侨民在美国，也被集中生活。日军如果对美国在华侨民过分虐待，害怕美国进行反报复。
美国学者郎东吉尔基则认为，日本人“是把整个西方社会缩小，再加上适当的压力，使它成为一个人生的试验场”。
潍县乐道院的环境设施，恰恰符合这样的要求。乐道院经过数十年的经营，教堂、医院、学校等一应俱全。在这里一方面可以使他们与外界隔绝，一方面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西方人的生活方式。
具备西方生活要素，与闹市区隔离，又紧靠比较发达的城市，这样的地点在中国长江以北地区的确难寻。除此之外，这里还具备两个特点：一、地理位置重要。潍县是烟潍公路和台潍公路终点，胶济铁路经此西接津浦铁路，有一个飞机场。从东到西，由南到北，公、铁、航连接一起，沟通省内外交通，战略地位重要。二、军事上比较安全。胶济线沿线城市日军都有驻军，且有大部伪军支持。日军在青岛、日照附近沿海重点区域修筑防御工事，潍县地处山东半岛腹地，外有保障，军事上安全得多。
这座“人生的试验场”尽管“相对松散”，但集中营生活条件恶劣，侨民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折磨。不到三年半时间，大约有40名侨民死于潍县集中营。
粪夫传信两侨民暗夜逃脱
战争迟迟不能停止，获得自由的日子更是遥遥无期。以基格神父为首的几个年轻人开始秘密筹划，准备出逃。曾担任过英国海军上尉的狄兰和神父汉奎特被选为承担出逃任务的人员。集中营内教会的“权威”拉什福德神父得知了他们策划出逃的消息后，因担心出逃行动会让日本人对集中营内神职人员进行报复，集中营内教会上层进行了干涉。于是，基格和汉奎特商量重新选择出逃人员，选中了曾任北平辅仁中学教师的美国小伙子恒安石。如何将将消息传递给在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他们还是选择了忠实朋友粪夫——张兴泰。张兴泰将消息传给黄乐德后，黄乐德选择了能说会道的王绍文完成这项使命。于是王绍文密访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司令王尚志，吹嘘外国人有技术，能造机枪等，王尚志一听便答应营救。可因为四纵队在平度孙正村与日军发生激战，王尚志被俘，接应营救计划由原副司令王豫民继续。6月9日晚上狄兰和恒安石顺利出逃。
秘密策划出逃计划神父阻拦被迫流产
1944年初的冬季，以基格神父为首的几个年轻人开始秘密筹划，准备出逃。逃离的任务交给汉奎特和狄兰，基格留守集中营，负责处理出逃行动的善后事宜。
选择承担出逃任务的人员，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英国人狄兰，当年32岁，曾任英国海军上尉，当过报务员，退伍后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任职，他的汉语说得很好，便于同地方游击队沟通；汉奎特为神父，时年30岁，他们认为神父的身份或许更容易得到潍县百姓的帮助，因为乐道院的传教人员在当时的潍县城乡有一定的信任度。
据狄兰回忆，这年春天，日军守卫雇佣了一些农民，在集中营内挖掘排污管道。尽管看管极严，他们还是瞅机会与挖管道的农民交谈。从交谈中得知，在潍县周围日军控制区外，有当地的抗日部队在活动。
此时，集中营内部出现了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集中营内教会的“权威”拉什福德神父得知了他们策划出逃的消息。因担心出逃行动会让日本人对集中营内神职人员进行报复，集中营教会上层进行了干涉。拉什福德神父把基格和汉奎特叫去，告诉他们，要是逃走，就停止他们的教会工作。
停止教会工作，就意味着不能再做弥撒，不能去听忏悔，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基格和汉奎特商量重新选择出逃人员。考虑到要与重庆的驻华美军总部联络，他们选择了当时24岁，曾任北平辅仁中学教师的美国小伙子恒安石。
粪夫传信找人营救谎称侨民能造机枪
这年春末，挖通排污管道的工程结束。如何与外界联络，再次成为出逃的难题。
是谁将消息传递给了抗日游击队？曾在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任职的郝毓秀回忆，“恒安石密嘱一厨师与乐道院牧师王绍文之妻杨淑兰送信，要求王、杨设法与中国游击队联系”，“于是王绍文密访四纵队，见到王尚志。王绍文吹嘘外国人有技术，能造机枪等。四纵队虽有军械所，但都是一般铁匠，只能造手榴弹、步枪，不能造机枪，所以王尚志听了大为高兴，即派特务大队长杨子明与之商定办法，约时接应”。
基格的回忆录记载，是由“忠实朋友粪夫的联络与他们取得接触”。基格是策划这次出逃行动的头儿，他说的“忠实朋友粪夫”，名字叫张兴泰，也就是狄兰回忆录中说的“粪坑苦力”。
郝毓秀前段的回忆有误。是运粪工张兴泰将消息传给了黄乐德，黄乐德又找到了王绍文之妻杨淑兰。此后即如郝毓秀所言，能说会道的王绍文想方设法完成了这项使命。
王绍文带回纵队司令王尚志5月4日写的一封信。此信经杨瑞兰即郝毓秀所说的杨淑兰、黄乐德、张兴泰之手，传到基格他们手中。
王尚志在信中对日寇恶行表示愤慨，对侨民遭遇深为同情，“倭寇不度德，不量力，竟敢与贵国为敌，致使阁下遭逢大难，剥夺人生幸福……”他承诺一定设法营救，并确定由杨瑞兰作联系人。
他们一面与外界联系，一面准备详细周密的出逃方案。基格与狄兰、恒安石等反复研究、考察，确保万无一失。
正在他们紧锣密鼓进行出逃准备时，4月27日，四纵队在平度孙正村与日军发生激战，部队伤亡严重，司令王尚志被俘，营救计划眼看要泡汤。
不久，他们接到消息，原副司令王豫民收拾残部重建四纵队，王豫民任司令，继续执行接应营救计划。
他们出逃的地点，选中西墙中间的一个瞭望塔。高高的围墙，只有从瞭望塔才容易爬上去。瞭望塔建在墙的一个凹进处，刚好避开来自西北角的探照灯光。看守每天晚9点换班，新上岗者按规定要沿此墙边道路巡查一遍，通常需时约10分钟，在那10分钟里必须逃脱。出逃的晚上，一定要没有月亮。翻跃围墙之后，最好要有月光，以便帮助他们寻找路线。
晚上9点之前不要有一点月光，9点之后不长时间月亮要升起来。经过仔细测算，将日期定于6月9日和10日两天。接应地点，选在集中营东北约3公里左右的一块墓地，这里有茂密的松林，便于接应人员安全隐蔽。
月黑风高之夜两人惊险逃脱
消息送出之后，经过一周的焦急等待，得到了四纵队的最终答复。
6月9日晚上，他们开始了逃脱行动。
8点前，负责护送的托米来到西墙边隐蔽，观察卫兵的活动。
8点30分，狄兰穿上黑色的中国马褂，与恒安石在西墙附近会面。“看守换岗了，但新的看守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离开岗位去巡视。我们焦急地等着，最后他溜走了，但是那里有两个人坐在他们屋子的外边，直直地面对着我们将要逃离的地点。”
正着急之时，两人走开了。狄兰和恒安石迅速窜过去，爬上瞭望塔，然后沿着墙溜下，“我的脚触碰到了一堆随便堆放的砖头，恒安石跟在后面。我们向着墓地方向狂奔。”
狄兰和恒安石冲了一段，已经逃出了探照灯照明范围，他们松了一口气。稍作停歇，两人背起背包向北一直走，“过了耕田，穿过麦地，踉跄翻过水沟和洼地，直至到达在集中营北部流淌的一条小河”。
月亮渐渐升起，狄兰和恒安石仔细辨别方向，终于到达了墓地。
之后，王绍文远赴重庆找到美国驻华总部。不久，美军安排飞机将王绍文及12箱物品空投到昌邑南乡。
狄兰和恒安石随部队参加抗日活动，居留在由四纵队改编而成的山东挺进军第十五纵队一年多。集中营解放后，两人与难友欢聚，同帮助他们逃脱的基格及张兴泰等合影留念。
恒安石“救命恩人”之谜侨民承受巨大压力快崩溃
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进行交易，是非常危险的，有时甚至搭上生命。斯坎兰神父在看守到来之前，到墙边通向墙外的小水管道中，接收外面乡民送来的鸡蛋。不料一日本看守走了过来，因为无法通知墙外送鸡蛋的人，情急之下用长袍将管道口盖住，可挤破的鸡蛋泄露了天机，斯坎兰被拉到日兵署，判罚15天单独监禁。一名叫韩祥的潍县少年则没有那么幸运，他冒着生命危险，在电网上架木板，悄悄给集中营内侨民送物品，不幸被日军的狼狗发现，一时恐慌，失去重心，跌死在电网上。日本看守为了杀一儆百，让少年的尸体在电网上挂了两天。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两名抑制不住激动的年轻人爬到楼顶，敲响了大钟。吓坏了的日本看守命令所有人到操场集合，报数、点名，查问谁敲的钟以及为什么敲钟。侨民在集中营期间，精神上备受折磨，一些人已经达到了极限，有的人喜欢拿斧子把猫头剁下来，有的人只要一发灯油他就喝掉，精神几近崩溃。
交易泄露神父被罚少年暴尸墙头两天
集中营墙边，斯坎兰神父坐在小凳子上，手捧经书，大声诵读祷文。棕色长袍下，流出一摊摊夹杂着黄色的粘稠汁液。
看守脸色突变。原来，斯坎兰匆忙中遮掩的鸡蛋挤破了。
在看守到来之前，斯坎兰照例坐在墙边，从一条通向墙外的小水管道中，接收外面乡民送来的鸡蛋。不料一日本看守走了过来，斯坎兰无法通知外面送鸡蛋的人，情急之下用长袍将管道口盖住，假装在诵读祷文，同时用拉丁文呼唤同伴来援助。
墙外的人并不知里面发生变故，鸡蛋仍然不断被送进来。鸡蛋壳被挤破，天机泄露。
日本看守大怒，立即将斯坎兰拉到日兵署，判罚他15天的单独监禁。
由于害怕美国对在美的日本人进行报复，日本看守对集中营的侨民不敢进行严重的体罚和肉体虐待。但是，对于中国人却无比残酷。
戴爱美记得，一次日本看守在一名苦力身上搜出信件，将他拖进营房打了个半死。从此，再没有见到此人。
基格、戴爱美、狄兰、乔伊、吉尔基，在这些侨民的回忆中，都提到了一个中国名字“韩祥”。一次，这名潍县少年冒着生命危险，在电网上架木板，悄悄给集中营内侨民送物品，不幸被日军的狼狗发现，一时恐慌，失去重心，跌死在电网上。日本看守为了杀一儆百，让少年的尸体在电网上挂了两天。
第二天早上，集中营里正在排队例行早点名的侨民惊呆了，大人们下意识地捂上了孩子的眼睛。
爱猫惨死军犬口中女童深夜惊恐难眠
夜色中，窗外一声惨烈的嚎叫声划破了寂静，深受刺激的8岁女孩戴爱美，恐惧中想象着一幕幕可怕的情景：
“动物互相捕捉，先是抵抗的叫声，后来传出咽喉淤塞发出的吠声。这分明是维亚这小毛球的全身已进入两组血齿之间了……”
小小的戴爱美“感到全身发僵，惊叫阻滞在喉间，声音却发不出来”。
名叫维亚的小毛球，是戴爱美来集中营前所在的芝罘女校校长布鲁豪女士的爱猫。戴爱美回忆，“小猫维亚蜷伏着，活像一只小毛球儿。夜间，它伴我入眠。它会吮吸我的手指，好像吃着奶。我想，母亲为婴儿哺乳时，必会有同样温馨的感觉。”
在集中营这所牢笼里，小猫维亚深受戴爱美和她伙伴们的喜欢和宠爱。戴爱美与11名小同伴曾将小维亚的蹄印，一一印到每个人的签字纪念册里。
不料想，她们可爱的伙伴小维亚，却丧生在日本军犬的魔爪之下。
也许磨难麻木了这些天真孩子的神经。每当傍晚，日军练习冲刺术，孩子们群集左右观看而毫无惧色。“这件事后来想起，实在感到难以理解。”
“和日本卫兵你可嬉戏，和军犬却不能。军犬是训练来行凶杀人的，所以我恨它。”戴爱美曾说。
一夜惊恐。第二天，戴爱美发现，有人晨起将肮脏清理了。同时她也发现，“校长本是一位明智、循规行事的人，自从痛失爱畜之后，走路不如以前那么轻快了”。
楼顶大钟半夜敲响日本看守点名盘查
“当——当——当——”一阵阵钟声深夜响起，惊醒了熟睡的侨民，更吓坏了值班的日本看守。
“深夜，我突然笔直地坐起来听，远处监视台上的钟声忽然敲响了，接着全营起了大骚动，乱成一片。”
日本看守在高喊集合令，戴爱美懵懵懂懂地来到操场。操场上陆续站满了人，咆哮的日本看守命令他们在黑暗中列队，数了又数，查问谁敲的钟，为什么敲钟。
“监视塔里的哨兵旋转着探照灯，扫视着墙内的我们。他们让我们从交叉的刺刀下穿过，日本人矮小，我虽是小孩，也必须弯下腰才能穿过。他们查看我的徽章，翻找名单，很长时间才从名单上找到我的名字，说了声行，才放过……”几十年后，柯荣耀忆起那晚情形依然心有余悸。
报数、点名直到午夜两点才结束。
原来，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消息传到集中营，抑制不住激动的两个年轻人爬到24号楼楼顶，敲响了大钟。
没有遭到袭击，日本人又没有敲钟，钟声为何敲响？是不是又有人逃跑？又急又怕的日本看守慌忙集合，进行反复盘查。
精神几近崩溃滋生肮脏丑行
漫漫长夜，孤独、寂寞、无助、绝望，折磨着人们的神经，侨民身上承受的压力开始显现出来。一些人已经达到了极限，有的几乎要崩溃了。
“有一个人肯定已经精神错乱了。这个疯子不知是男还是女，喜欢拿斧子把猫头剁下来。”鲍尔听说此事，无比惊恐。从此之后，一见到野猫从铁丝网钻进集中营，“我们这些顽固的爱猫族就立刻提心吊胆”。
鲍尔还记得，还有个相貌特别、性情古怪的难友加思杰根斯，长着长长的手臂，像个人猿似的，只要一发灯油他就喝掉。每到月圆之夜，他就会爬到最高的树上，发出恐怖的狼嚎声，在夜空中回荡。
更令人不齿的，还有一个堕落的吉普赛女人。鲍尔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在她的破屋子里，竟公然组织令人厌恶的集体性交纵欲表演。在她指使下，表演者甚至包括她自己的两个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和一帮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其中几个男孩子还是大班的孩子。”
当时不满十岁的戴爱美后来回忆道：“还有肮脏的一面是孩子们不晓得的：妓女、酒徒、吸毒者，游手好闲的不良青年。小偷扒手专偷厨房的饭食，将别人搓好正在曝晒的煤球偷走。”
美兵从天而降集中营解放
狄兰和恒安石逃出后集中营内消息封闭的境况有了改观，他们将小收音机分成四片送给被囚禁的难友，好让他们能及时了解外面世界的变化以及战争的进展。当美军驻华总部派出的代号为“鸭队”营救小组乘B—24型轰炸机抵达潍县时，集中营里的人们疯狂了，有人高举拳头挥向天空，有的哭泣、大笑、拥抱、跳跃，更有的将嗓门喊得嘶哑。几个年轻人爬上高高的钟楼楼顶，将一面为迎接解放而事先准备好的美国国旗展开。1945年8月30日，美军驻华总部委派万伯格中校率队乘机来到集中营，代表美国在华驻军正式接管。此后的几个月里，重获自由的侨民分期分批安排回程，离开乐道院集中营。对集中营的幸存者而言，这段特殊的经历，已成为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他们相互联络，组织乐道院集中营营友会，撰写回忆录，建网站，进行纪念。
盟国节节胜利难友亦喜亦忧
集中营内消息封闭的境况，在狄兰和恒安石出逃后有了改观。
“他们给我们送来了分成四片的小收音机，霍楚伊拼装成收音机。我们从那里获取信息后，再告诉一些人，称为流言。”收音机的四片机件是如何传递到基格和汉奎特手中的，尚不得知。但从此在集中营内出现了不少内容新鲜的“流言”。
为了不让敏感的日本人知道消息来源，基格他们只能对其他侨民说是“流言”。从这些流言中，侨民们了解了外面的生活，了解到战争的进展。
对一些侨民来说，盟国步步取胜，反而增添了他们的惆怅。他们担忧，日本人如果预知自己的失败已成定局，是否提前对俘虏实行枪杀来泄愤呢？他们会不会以盟国俘虏做人质，对盟国停止轰炸日本本土提出要挟呢？在部分年轻人中间，甚至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心地善良、纯洁无瑕的戴爱美，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命运。在她幼小的心灵中，忧虑的却是看守她的敌人：“在日本战败后，要是效法武士道的精神，真的自杀，那才是件可悲的事。”
人们在欣喜与焦虑中等待重获自由的那一天。
飞机奇迹出现侨民欣喜若狂
“一阵巨响，差点把我们整个楼房掀了起来，到底怎么回事？火车撞了？地震了？扔炸弹了？我把双手拢在耳边，听到了飞机引擎嗡嗡的声音，有时微弱，有时清晰可辨。我们匆忙跑到外面，搜寻着天空。”
1945年8月17日上午9时许，鲍尔正在与几个同伴讨论战争何时结束，突然被这阵巨响惊住了。
鲍尔发现，在地平线的远方，隐约有一架飞机的影子。飞机时而盘旋，时而转弯，速度非常缓慢。“我看到飞机炮塔中有一只粉红色的手，在向我们挥动。”
集中营里的人们疯狂了，“我们飞奔出去，跑向大门。这时，有人高举拳头挥向天空，有的哭泣、大笑、拥抱、跳跃，更有的将嗓门喊得嘶哑。人群一波又一波，经过岗兵，奔向营外的农田……”突然的变故让日本看守不知所措，呆傻地站在一边，任由侨民潮水般冲出集中营大门。
在集中营北约一里地的田野里，7名伞兵被赶来的侨民发现。兴奋如狂、快乐如痴的侨民，争相将他们抬起，扛在肩上。
几个年轻人爬上高高的钟楼楼顶，将一面为迎接解放而事先准备好的美国国旗展开。
“鸭队”空降潍县美军正式接管
这7名伞兵，是美军驻华总部派出的一个营救小组，代号“鸭队”。他们全副武装，乘一架B—24型轰炸机抵达潍县。
这些被侨民称为“勇士”、视为“救星”的伞兵分别是，队长司太格少校，导航员汉纳中尉，海军战略情报组员穆尔少尉，无线电报务员欧立克上士，军医汉楚拉克上士，中文翻译王爱德，日语翻译长崎中士。
人们欢呼着将伞兵抬回集中营，救世军乐队已列队奏起早已排练好的，由美、英、中、苏四国国歌曲重编而成的胜利曲。
司太格少校向日本看守递交了美军驻华总司令魏德迈将军签署的文件，要求他们继续负责营内的安全和日常管理，日方被迫同意接受。
8月30日，美军驻华总部委派万伯格中校率队乘机来到集中营，代表美国在华驻军正式接管。此后的几个月里，重获自由的侨民分期分批安排回程，离开乐道院集中营。
近年来，不少文章和报道写道，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被关押在乐道院集中营。这个误解，源于记载毛泽东与司徒雷登会面情况的一篇文章。
1945年10月10日，司徒雷登在重庆参加由国民政府举办的招待会，得知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出席，特地上前拜见。毛泽东问他“什么时候到重庆来的”，司徒雷登回答：“我刚从潍县到重庆来。”
记载这次谈话的作者想当然地在司徒雷登答话后面，加括号做了如下注释：“司徒雷登在珍珠港之后，被日军逮捕，关在山东乐道院集中营，日本投降后获释”。此后以讹传讹。
司徒雷登被日军关押的地点是北平。他这次到潍县，停留了24个小时。
和平友谊铭记永远
乐道院集中营解放后，被囚禁的侨民大多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对集中营的幸存者而言，这段特殊的经历，已成为他们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他们相互联络，组织乐道院集中营营友会，撰写回忆录，建网站，进行纪念。
潍坊人民同样忘不了这些异国他乡的侨民，忘不了相隔高墙与他们结下的深情厚谊。
1945年8月，乐道院集中营刚刚获得解放，美国前驻华大使恒安石重返乐道院，感谢帮助他成功出逃的当地百姓。1987年6月，恒安石携夫人回潍坊故地重游。
1981年，英国根据奥运短跑冠军利迪尔事迹拍成的故事片《火的战车》公映，该片荣获1982年美国第54届奥斯卡金奖。
1995年8月17日，来自美、英、加拿大等国10多位集中营幸存者及其亲友访问我市，在潍坊二中利迪尔纪念花园举行了抗日战争胜利暨乐道院集中营解放50周年纪念活动。
2005年8月16日至18日，潍坊市人民政府举办潍坊集中营解放60年纪念活动，67名当年被囚禁的美、英、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人士及其家人参加了活动。
2007年，潍坊市人民政府和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联合摄制五集电视纪录片《潍县集中营》。该片2008年10月由中央电视台首播。
2009年7月，潍坊晚报副刊中心主任马道远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创作的长篇《乐道院集中营》，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全国280余家电台播出了该书。
记住历史，有助于我们很好地处理未来。对于这个野兽般的种族，唯一的办法就是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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