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7章 花之争（一百一十六）
第2207章花之争（一百一十六）
鬾阴族称呼“蛇环”为奥鲁巴鲁斯，炼金术中将之称为衔尾蛇，一个听说过希腊神话或者荷马史诗的鬾阴人这么比喻“蛇环”的意义，奥德修斯踌躇满志地出发，到身心俱疲地归来，是一个首尾连接的循环。
她将奥德修斯比喻为“脚踩浮木之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像奥德修斯，更多普通人就像乱世之中的飘萍，随着风和水流四处奔波。
如果说四十多年前的和尚、道士、乞丐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人，那么现在这些拖家带口的难民则是新的，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人。宗族意味着可以得到亲人的庇护和社区的保护，广东人率族而居，每族皆建有合族宗祠，不论他们是不是真的一个祖宗的，只要同姓就算。
有了宗祠后就有了祭田，这片土地是共有的，除了祭祖用的粮食外还会有剩余，这些粮食又被拿出去卖了，折成银子拿去放贷生息。如果能正常地借还，那么也就罢了，如果遇到不能正常借还的，对小门小户就仗着人多追债，如果势均力敌，则在祠堂邀约，然后出去械斗。
如有人受伤，从公共费用中得到补偿汤药费，如果遇到死亡，也会有田产补偿，如果遇到斗殴杀死别人的，也会安排人顶罪，于是广州巡抚王检便借用了宋臣范仲淹的方法，设立族正、族副，避免这种社团性质的宗祠出现。
江南也有宗族和祠堂，不过江南的宗族与闽粤宗族的差异很大，他们也有族田，却是用来办义塾的，保证一些贫困的族人也能念书。除此之外还设立奖励，考得好的学生可以拿到“贺银”，这也是从族田所得出的，其余所得设置社仓、义仓，义庄也会提供棺材，用于收敛没有后人的族人的后事。
这种道德凝聚力不同于暴力，是一种更为持久有效的控制手段。同样江南人很重视水利，几乎将之与人才培养等同为国富民强的根本，而宗族强大的凝聚力一定程度弱化了国法的控制力，孙宗彝提出的治河方法是以高邮地方势力利益为基础的，高邮百姓当然支持，盐城怎么办呢？
下水道没人肯要，灌溉渠却有人争抢，高晋在射阳湖等处修了引河后，各个县自己也会挑河沟，不论是修水坝养鱼加灌溉也好，又或者让沼泽变成稻田也罢，这些学了水利的乡绅自己会动员村民。还是老问题，出钱容易，找人麻烦，还有不想出钱也不想出力，反而想趁着这个机会“倒打一耙”，灌溉渠从他那里过要给赔偿。
从他那里绕，要多挖很大一圈，产生的费用甚至会翻倍，这个可以暂时不管。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地方找挖运河的劳动力很难，一条鞭法又将徭役给折成银两了，孙宗彝在康熙四年在高邮推行了一个“里役均差”制度，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尤其是官户和胥吏，然后孙宗彝就被人告到了南京。
屁大的事情也能打官司，何况是这种“大案”，审理了两年后那个告孙宗彝的“里猾”被定了罪，不过他们还是拒不执行。孙宗彝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均摊里役是多年前的事，后来两人都被轻判了，罚了又好像没有罚。
这个“里役”主要还是漕运，与河工关系不大，甚至于工程还有人争着建，一般工程物料是官府买，由乡约经办，人工成本是可以削减的，他报价的时候按照很高的人工报，再找一些难民、游民去干活，中间的差价就是乡约的了。
张拱辰告孙宗彝的三宗罪里就有这一条，孙宗彝当时和知州是监管，经办的是“乡约”名叫顾简，他把顾简“经费出入”的罪名安在了孙宗彝的头上。
河夫每日工钱四分，他只给数厘，这种又苦钱又少的活只有难民才干得下去，甚至有时候难民也会无故旷工，他旷工后干什么去了呢？
那把火究竟是谁放的现在已经很难查到了，如果告诉乡民们，这些难民里混有白莲教的教匪，便会重演四十年前的事，所以除了加强对河夫的管理和增加衙役们巡视外，并没有太大的动作，抓“乱党”时也会安其他的罪名。
河夫们被安置在不同的棚户区，彼此没有什么往来，等有了别的出路后他们也会离开，来来往往流动性很大，治安也就比较混乱。“浮萍”、“漂泊无定”就是这样的，拖家带口的难民和那些单身汉之间也有矛盾。白天男人出门了就只有女人和孩子在，而那些无业游民穿着破烂，还跟着流动赌场，走到哪儿就赌到哪儿，赢了就挥霍，输了就偷东西，偶有恶性犯罪发生，即便他们被官府抓了，一般也不会有人关心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去了什么地方。
白居易写了首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他并没有经历过李白生活过的盛世，他的诗也没有李白的那种仙气，更加通俗易懂，写的也是卖炭翁这样的“人间烟火”。
一车炭，千余斤，却只换来黄衣使者白衫儿半匹红纱一丈绫，在唐代的时候，丝绸是可以作为货币的，这点钱根本就不够。这不叫明抢，而是这是活在“天子脚下”才有的“宫市制度”，只不过满人入关的时候改成了跑马圈地，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圈地才停止，包括部分地主在内，都变成了流亡他乡的流民。
清初的圈地和英国的圈地运动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运动，所以即便要逃难，难民们也不会去直隶，反倒是直隶的流民，不只是乾隆知道，普通人也一样知道，江南是好地方，不断流入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斗转星移间，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叫魂案发生的时候，在那一年之后，和珅和举人一起参加了殿试题目为“吉梦”的科举考试。
“黄粱梦”发生在唐玄宗时期，赶考的书生一觉醒来，老板煮的黄粱还没有熟，可能和珅“醒来”后发现，自己没有娶大学士的女儿，也没有成为什么权倾朝野的中堂，他还是那个驴肉胡同里住着的破落旗人，可能还要加上一条，他落榜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他还有年幼的弟弟，这日子以后要怎么过？
不过他还年轻，不像还活在这个梦里的举人，四十年过去满头青丝都已经花白了，他就像是旅行归来的奥德修斯，岁月都消耗在了“蛇环”里。
他在原地，又不像在原地，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江南，这里对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照道理，他此时该写一首诗，来表达此时的心情，可是他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毕竟他已经不是“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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鬾阴族称呼“蛇环”为奥鲁巴鲁斯，炼金术中将之称为衔尾蛇，一个听说过希腊神话或者荷马史诗的鬾阴人这么比喻“蛇环”的意义，奥德修斯踌躇满志地出发，到身心俱疲地归来，是一个首尾连接的循环。
她将奥德修斯比喻为“脚踩浮木之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像奥德修斯，更多普通人就像乱世之中的飘萍，随着风和水流四处奔波。
如果说四十多年前的和尚、道士、乞丐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人，那么现在这些拖家带口的难民则是新的，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人。宗族意味着可以得到亲人的庇护和社区的保护，广东人率族而居，每族皆建有合族宗祠，不论他们是不是真的一个祖宗的，只要同姓就算。
有了宗祠后就有了祭田，这片土地是共有的，除了祭祖用的粮食外还会有剩余，这些粮食又被拿出去卖了，折成银子拿去放贷生息。如果能正常地借还，那么也就罢了，如果遇到不能正常借还的，对小门小户就仗着人多追债，如果势均力敌，则在祠堂邀约，然后出去械斗。
如有人受伤，从公共费用中得到补偿汤药费，如果遇到死亡，也会有田产补偿，如果遇到斗殴杀死别人的，也会安排人顶罪，于是广州巡抚王检便借用了宋臣范仲淹的方法，设立族正、族副，避免这种社团性质的宗祠出现。
江南也有宗族和祠堂，不过江南的宗族与闽粤宗族的差异很大，他们也有族田，却是用来办义塾的，保证一些贫困的族人也能念书。除此之外还设立奖励，考得好的学生可以拿到“贺银”，这也是从族田所得出的，其余所得设置社仓、义仓，义庄也会提供棺材，用于收敛没有后人的族人的后事。
这种道德凝聚力不同于暴力，是一种更为持久有效的控制手段。同样江南人很重视水利，几乎将之与人才培养等同为国富民强的根本，而宗族强大的凝聚力一定程度弱化了国法的控制力，孙宗彝提出的治河方法是以高邮地方势力利益为基础的，高邮百姓当然支持，盐城怎么办呢？
下水道没人肯要，灌溉渠却有人争抢，高晋在射阳湖等处修了引河后，各个县自己也会挑河沟，不论是修水坝养鱼加灌溉也好，又或者让沼泽变成稻田也罢，这些学了水利的乡绅自己会动员村民。还是老问题，出钱容易，找人麻烦，还有不想出钱也不想出力，反而想趁着这个机会“倒打一耙”，灌溉渠从他那里过要给赔偿。
从他那里绕，要多挖很大一圈，产生的费用甚至会翻倍，这个可以暂时不管。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地方找挖运河的劳动力很难，一条鞭法又将徭役给折成银两了，孙宗彝在康熙四年在高邮推行了一个“里役均差”制度，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尤其是官户和胥吏，然后孙宗彝就被人告到了南京。
屁大的事情也能打官司，何况是这种“大案”，审理了两年后那个告孙宗彝的“里猾”被定了罪，不过他们还是拒不执行。孙宗彝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均摊里役是多年前的事，后来两人都被轻判了，罚了又好像没有罚。
这个“里役”主要还是漕运，与河工关系不大，甚至于工程还有人争着建，一般工程物料是官府买，由乡约经办，人工成本是可以削减的，他报价的时候按照很高的人工报，再找一些难民、游民去干活，中间的差价就是乡约的了。
张拱辰告孙宗彝的三宗罪里就有这一条，孙宗彝当时和知州是监管，经办的是“乡约”名叫顾简，他把顾简“经费出入”的罪名安在了孙宗彝的头上。
河夫每日工钱四分，他只给数厘，这种又苦钱又少的活只有难民才干得下去，甚至有时候难民也会无故旷工，他旷工后干什么去了呢？
那把火究竟是谁放的现在已经很难查到了，如果告诉乡民们，这些难民里混有白莲教的教匪，便会重演四十年前的事，所以除了加强对河夫的管理和增加衙役们巡视外，并没有太大的动作，抓“乱党”时也会安其他的罪名。
河夫们被安置在不同的棚户区，彼此没有什么往来，等有了别的出路后他们也会离开，来来往往流动性很大，治安也就比较混乱。“浮萍”、“漂泊无定”就是这样的，拖家带口的难民和那些单身汉之间也有矛盾。白天男人出门了就只有女人和孩子在，而那些无业游民穿着破烂，还跟着流动赌场，走到哪儿就赌到哪儿，赢了就挥霍，输了就偷东西，偶有恶性犯罪发生，即便他们被官府抓了，一般也不会有人关心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去了什么地方。
白居易写了首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他并没有经历过李白生活过的盛世，他的诗也没有李白的那种仙气，更加通俗易懂，写的也是卖炭翁这样的“人间烟火”。
一车炭，千余斤，却只换来黄衣使者白衫儿半匹红纱一丈绫，在唐代的时候，丝绸是可以作为货币的，这点钱根本就不够。这不叫明抢，而是这是活在“天子脚下”才有的“宫市制度”，只不过满人入关的时候改成了跑马圈地，一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圈地才停止，包括部分地主在内，都变成了流亡他乡的流民。
清初的圈地和英国的圈地运动完全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运动，所以即便要逃难，难民们也不会去直隶，反倒是直隶的流民，不只是乾隆知道，普通人也一样知道，江南是好地方，不断流入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斗转星移间，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多年前，也就是乾隆三十三年叫魂案发生的时候，在那一年之后，和珅和举人一起参加了殿试题目为“吉梦”的科举考试。
“黄粱梦”发生在唐玄宗时期，赶考的书生一觉醒来，老板煮的黄粱还没有熟，可能和珅“醒来”后发现，自己没有娶大学士的女儿，也没有成为什么权倾朝野的中堂，他还是那个驴肉胡同里住着的破落旗人，可能还要加上一条，他落榜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他还有年幼的弟弟，这日子以后要怎么过？
不过他还年轻，不像还活在这个梦里的举人，四十年过去满头青丝都已经花白了，他就像是旅行归来的奥德修斯，岁月都消耗在了“蛇环”里。
他在原地，又不像在原地，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江南，这里对他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照道理，他此时该写一首诗，来表达此时的心情，可是他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毕竟他已经不是“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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